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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哲學】施泰納自述新版問世的簡短反思

 


現代歷史從表徵到真實(GA185

翻譯:陳脩平

從表徵到真實系列演講第六場:

《自由的哲學》新版問世的簡短反思

1918.10.27

英文資料來源:Rudolf Steiner Archive

 

我已經從各種不同角度和各位談過後亞特蘭提斯第五紀元裡的作用力量。各位會猜想——因為我只能談及這些作用力量中的一部份——還有許多其他的力量是我們可以試圖掌握的,以便能理解我們這個紀元的發展演化歷程。我接下來的演講打算要談從十五世紀以來,已在文明世界裡活躍著的那些影響力量,特別是宗教方面的躍動[1]

今天我想簡單探討的主題是,或許在座各位有些人會覺得是多餘的,但我仍迫想談論的一件事,因為這個主題對於那些親身參與在當代發展脈動中的人們,或許是個重要的議題。關於這個話題,其起始點是在某一個時刻,我感覺必須要以我在《自由的哲學》一書中所標舉的理想來掌握當前時代的脈動。

如各位所知,這本書的初版在將近四分之一世紀前,最近剛推出第二版。我充份意識到當代的迫切需要,因而寫作本書,那是在上個世紀九年代初期的事了。各位若讀過我在1894年第一版的前言[2],就會感覺到我是如何渴望回應當代的需求。在1918新版裡,我把這篇前言擺到書的最後,成為〈附錄二〉。當一本書在四分之一世紀後再版,時空環境當然都不同了;但是為了某種原因我並不希望隱藏第一版裡的任何內容。

在這篇初版前言裡,我以某種像格言的方式寫下:「只有真理可以給我們發展自身力量的信心。受懷疑折磨的人,其力量也是殘破的。這個世界如謎題一般困惑著懷疑的人,他們找不出自身行動的目的。」「本書並不宣稱是唯一可能通向真理的道路,它呈現的是一個一心尋求真理的人所採取的方法。[3]

在開始書寫《自由的哲學》之前不久,我才剛到威瑪。這本書的主要架構已在我腦海中多年。我在威瑪總共待了七年。這本書的完整構想可以在我的士論文《真理與科學》最後一章裡找到。但是在我呈交博士學位的論文裡,我當然是除了這最後一章。 

自由的哲學的基礎意念成形於我在研究歌德世界觀之時,我有好多年都沉浸在這個主題裡。我後來出版了《歌德世界觀》這本書因為做歌德研究,我受邀去威瑪進行歌德全集威瑪版的編纂工作,這個版本也就是蘇菲版(Grand Duchess Sophie[4]。在上世紀八O年代末期,由公爵夫人成立的歌德檔案館開始出版歌德全集。

請各位包容我提及一些個人的經歷,因為,正如我之前已說的,我想要描述我個人在後亞特蘭提斯第五紀元裡的參與情形。上個世紀的九O年代,在威瑪,可以觀察到兩股交互作用的潮流——一個是我想稱之為歌德主義Gotheanism)的健康傳統,那是一個成熟、豐富令人象深刻的文化,在那個時代的威瑪傳統的歌德主義也受到李斯特音樂的粧點。威瑪的影響力來自於其深厚的藝術與學術氛圍,使其向來都是藝文重鎮,那兒的文化活動與思潮自然有著深遠的影響,若沒有被其他的勢力掩蓋住的話。而於舊日氣息、來自過去的遺產,只有在被新興文化所滲透和滋養時,才能持續欣欣向榮地發展。歌德主義在歌德檔案館以某種僵固的方式殘存著(但那不是最終的狀態,她是可以被復興、活化的,我個人一直以一種具有生命力能量的方式看待之),與此同時,一種現代的精神入侵了藝術領域。住在威瑪的畫家們都受到現代潮流的影響。在我所結識並深交的藝文人士之中,可以發現以Count Leopold von Kalkreuth[5]為代表新的藝術思潮之深刻影響,這位公爵在一段不算長的時間裡引領風潮,在威瑪的藝術界具有不小的影響力。威瑪的劇院裡也保存了完整、精彩的傳統,雖然偶爾也受到俗品味的破壞。許多不同的文化潮流匯集在威瑪使這個地方成了焦點中心。

除此以外,還有歌德檔案館在進行的活動,這個組織後來擴大成為歌德—席勒檔案館。雖然檔案館的基本工作是枯燥的哲學研究,那也反應了當時的時代精神,特別是Scherer[6]的遠見,但是關注更為進步的當代思潮也很受重視,因為歌德檔案館吸引了國際知名學者。他們來自俄羅斯、挪威、荷蘭、義大利、英格蘭、法國、美國,雖然許多人無法免除時代的俗,然而,在這些於九O年代群集在威瑪的國際學者之間,仍可發現到一股正向的力量。我仍清晰地記得一位美國教授的怪異舉動[7],他參與關於浮士德的深度研究。他盤起腿坐在地上的姿態至今仍在我眼前,因為他覺得這樣坐一伸手就能立刻取到書架上的參考資料,不必在椅子和書架之間來回移動。我也記得粗魯的Treitschke[8],我曾有一次與他共進午餐,他想知道我是從哪裡來的。(因為他全聾,與他交談需要把話語寫在紙上)。當我告知出身奧地利時,他立刻回嘴,以他獨特的方式評論奧地利人,他說「奧地利人要不是極端聰明就是流氓惡棍!」所以,人們可以有選擇在不同的學者大儒之間穿梭、學習。關於那個年代匯聚在威瑪的各種國際元素與活動,我還可以舉出無數的事例。

我們可以如此看待這個現象,人們來到威瑪是為了找尋歌德時代的遺緒。其他一些來到威瑪的訪客則激起一股對歌德主義的熱切興趣。就以理查•史特勞斯(Richard Strauss[9]為例,他成名於威瑪,但後來的作品江河日下,而不是蒸蒸日上。但在那時,他在音樂界裡屬於引入現代潮流令人樂見其發展的陣營。年輕時的史特勞斯有著廣泛的興趣,我仍記得他興味十足、頻頻造訪檔案館,還有一次,他找到一則歌德與他同時代的人之間令人印象深刻的對話記錄。這份對話錄是由Waldemar Freiherr von Biedermann[10]所編纂,其中蘊含著真實的智慧寶藏。我提出這些細節是為了描繪我在威瑪那段期間當地的社會氛圍。

有一位傳古典威瑪時期優良傳統的傑出人士除了具有皇室血統以外也時常造訪檔案館他就是卡爾•亞歷山大公爵(Grand Duke Karl Alexander),其個人特質令人景仰與愛慕。他出生於1818年,因此幼年至青少年時代在威瑪的十四年之間,歌德仍然在世,可以說他是以生命見證了那美好的傳統。他的性格、風采迷人。除了這位公爵以外,住在橘園的蘇菲女大公爵也十分受人愛戴,她扛起了歌德遺作的整理工作,不計一切代價地保存歌德遺作。數年後,一位前財政部長被任命為歌德學會的主席,這項任命當然沒有得到威瑪當地的認同。我想威瑪當地許多絕非膚淺之輩的人士,那些與亞歷山大公爵同時期、潤在歌德主義裡的人們,若得知這位前財政部長的基督教教名Christian name),便會露出會心一笑(當然不無戲謔成份)。這位後來被任命為歌德學會主席的Kreuzwendedich[11],還沾沾自喜於自己的名字[12]

我書寫自由的哲學就是被那樣的社會氛圍層層包覆著的,我很確定這本書表達了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思維。我這樣說並非出於推想,而是表達我出版本書當時的企圖,而現在仍然期盼可以達成的目標。我書寫《自由的哲學》是為了向世人傳達關於自由理念的清晰圖像,還有,對自由的想望正是後亞特蘭提斯第五紀元的基本推動力(這股力量必須從其他殘破、偏頗的驅動力之中發展出來。)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一開始必須先在科學的基礎上建立對自由的認識。因此,書的第一部份稱為〈自由的科學〉(Knowledge of Freedom[13])。許多人不免會覺得這部份盤根錯結、枯燥乏味,因為他必須學著去接受對自由的追求要牢牢扎根在對自由概念的嚴格科學考量之下而不是以現今流行的傾向以科學一元論(scientific monism)的方式去看待。自由的科學這部份或許看來充滿學術性的爭論,這也反應了寫作當時的知識圈氛圍。我必須處理十九世紀的哲學及其形變。我想要呈現的是:自由的概念是普世性的,只有當人理解並真實地感受到自由,才能體會人類之心不只是塵世力量交相競逐、上演的舞台,整個宇宙過程cosmic process)也流注、穿透人心,並可在人之心內被掌握與領悟。只有當一個人把自己敞開面向宇宙過程,當他有意識地經驗自己的內在生活,當他肯認到自己的內在生活具有宇宙的本質,才有可能達致自由的哲學。那些追隨現代科學潮流並讓自己的思考只受到感官知覺決定的人,無法找到自由的哲學。我們時代的悲劇在於,大學裡的學生被教導只依頼感官世界支配自己的思考。因此,我們這個時代便不自覺地變成,在面對倫理社會政治等議題時感到無助。因為若將思考只繫於感官知覺之上,就永遠也無法達到內在自由,以及透過內在自由才能獲得的直覺,如果想要取得直覺能力並將之應用在人類事務上,就必須要有內在自由。當今的思考模式便大幅度地壓抑了對自由的追求。 

當代的人在閱讀自由的哲學時,首先會遇到的困難是從一開始他們就必須做好披荊斬棘的預備,要經過一番奮鬥,透過自律、自制的思維,才能找到關於自由的知識。

其次,本書大多篇幅在處理自由的現實性。我想要表達自由於外在生活裡的呈顯,自由如何能成為人類行動與社會生活的真實驅動力。我想傳達的是,人如何達到感覺自己真正是自由靈性之存在的那個境界。我二十多年前的書寫,放在今日的情況下似乎仍能受到人們的理解。

我最想要提倡的是倫理個人主義(ethical individualism)。我已說明,一個人的行事動機若不是來自扎根在個體性的直覺與觀念,那麼他就不可能成為自由的存在(free being)。這樣的倫理個人主義是人類道德發展的最終目標,所謂自由的靈者(free spirit)為自由而奮鬥,他不受制於自然律,也不受制於傳統的道德法則,自由的靈者充滿信心,在日漸向邪惡傾斜的時代裡,人類若發展到透過內在自由)獲得直覺,便能轉化這些邪惡的傾向成為善的原則對意識心(Consciousness Soul)來說,這是必然會發生的,因為這才是適合於人類尊嚴的。因此,我當時寫道:

「透過這個方式所到的(道德)法則之於人類行動的關係,就像自然律在特定現象裡所扮演的角色。然而,這些法則絕不等同於吾人行為背後的促成動機。若我們想要理解人類行動是如何由自己的道德意願moral will)中生出,我們必須先研究意願與行動之間的關係。」

我描摩了一個觀念關於自由的社群生活(free community life),正如我最近從另一個不同角度與各位談到的——自由的社群生活不只是每個人宣稱其個人自由,並且也是透過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相互關係,實現以自由為社會生活的驅動力。因此,我不猶豫地寫下:

「活在對自身行動的愛之中,在充份的理解下也讓其他人活出他們的意志此即自由人的基本信念。除了透過直覺,使自身的意志和諧地展露出來以外,沒有其他的義務規約可以束縳自由人;在特定情境裡人們的意願朝向何方是受到自己的觀念能力capacity for ideas之決定。[14]

整個德學派當然都反對這樣的倫理個人主義,我在《真理與科學》的前言開頭裡寫道:「我們必須超越康德。」我當時想把同時代人的目光吸引向歌德主義——十九世紀尾聲的那種歌德主義——透過所謂的知識份子為媒介,也就是那些自認為在智識方面是菁英的人們。我有一點小小的成功。我最近在德國寫了一篇文章[15]記錄下這些事,特別是關於我與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16])的關係。各位可以想像,當代人受到朝向平方向的吸引,當他們讀到康德關於責任的說法時[17],會是如何驚惶:

「責任!以你崇高受讚譽之名,不沾染絲毫討喜或逢迎,你要求臣服,你設下律法……在律法之前,所有偏私癖好歸於沈默,即使他們私底下是反對著律法的」;而自由的靈性出於意識要如此回應:「自由!以你親善合於人性之名,綜括了所有受鐘愛的、道德的、所有我看為有價值之物,並使我成為自己的主宰;你不設律法,而是等待我的道德之愛指認出何為法則;因為面對強加的律法,只會令人感受到拘禁,成為囚奴。」

因此自由的哲學用意在以實證的、生命體驗的方式去找尋自由,這樣的自由同時應該是建立在堅實的科學基礎上。自由,是當此世代的唯一真理。若人們以我當時所提出的方式去理解解自由,那麼今天的世界秩序、局面就會很不一樣。今日人們談論種種議題——無論是在公義中尋求和平,或是在暴力強制下換取的和平等等。但這些都是空話,因為無論公義或暴力都與其原意相差遠。今日的人們對正義、公義的理解十分混亂。當代人只要能接受自由的理念,就能在其人心喚起一股基本的衝力,並把他們帶向對現實的理解。人們不是喊著諸如在公義中尋求和平或是暴力換取和平的口號,而是談論基於自由而來的和平,那麼自由的呼聲就會響徹雲霄、環宇震動,在這個意識心的紀元,如此便會點燃人心中的安穩與篤定感。當然,本書的第二部份,在某種程度上也存在著爭辯的意圖,因為我必須事前防堵以平之名而發出的攻擊,他們可能透過價的口號與對權威的盲目服從來反對自由靈性的概念。

雖然,有一些非凡奇特之人可以感受到我在自由的哲學裡所想表述的意念但是要在當代找到接納這個理想的人可說是端困難,事實上,可以說是不可能在這些少數、絕的聲音之中,有一位評論真的在法蘭克福日報發表:清晰而真實,是這本書的特質可以把這二字題獻在封面」,但是與我同時代者少有人能理解這份清晰與真實。

這本書出現在尼采的思想蔚為風潮橫掃文明世界之時——雖然這對書的內容並無影響,但確實令我懷抱希望,希望這本書能受當代人理解。我指的是尼采哲學的第一波風行,人們了解到尼采狂亂失衡的心智正是那個年代強而有力又重要的一股能量。在尼采的思想被Count KesslerBerlinerKarl Breysig [18]等人以及尼采自己的妹妹和碎嘴的Horneffer所扭曲之前我的期盼著在尼采所預備好的土壤上這些關於自由的理想會在公眾領域受到一些重視。但是,上述那些人使我的希望破滅了尼采成了當代頹廢、没落的犠牲者,某種藝文上的賣弄誇耀自負、諂上下——(我其實不知道要用什麼字詞,我不理解為何會扭曲至此)。

自由的哲學書成之後,我開始觀察事態的進展——我不是指我的思想被接受的情況(因為我知道,一開始只售出很少的數量),我指的是那股促使我寫下這本書的那些推動力量。在威瑪那個地方,我佔了地利之便,以數年的時光探究思索此事。 

然而,《自由的哲學》推出後不久,很快地找到一批讀者,現在看起來,這些讀者的支持是冷淡的。他們是環繞著美國人班杰明•塔克(Benjamin Tucker的圈子,還有一位蘇格蘭裔德國人或德裔蘇格蘭人約翰•凱(John Henry Mackay[19]在一個日趨平的世界裡,這樣的推薦施展不了什麼作用,因為這些人都是高舉精神自由的旗幟、對社會秩序最激進的戰者,也因為《自由的哲學》受到他們支持到了某個程度以後,不只這本書,連我後來的一些著作都在俄羅斯的書籍審查中被禁!我編輯的〈文學雜誌〉後來找到機會進入俄羅斯,但因為上述的理由,大多數的專欄都被塗黑了。〈文學雜誌〉所關注的運動以及與塔克和馬凱有關的運動,在日趨平庸的世界裡都沒有留下值得一提的印記。事實上,那段期間對理解《自由的哲學》並無多大助益,所以我想先把這個話題放一邊。現在,我感覺《自由的哲學》再版的時機到了,在經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期間,關於此書有許多的聲音、問題。

各位當然也可以說,在此之前的時間裡也都可以再版《自由的哲學》。若早一點出第二版,當然會賣出更多書。但是我真正在意的不是我這本畢生心血、最重要的著作賣出多少本,而是能被人理解,這本書背後的靈性意涵能夠在人們的心裡獲得迴響。

我在1897年離開威瑪去到柏林,在威瑪的那段期間,我像是目擊者見證著時代的演變。在Neumann-Hofer解散了文學雜誌之後,我買下了這本雜誌,讓我自己有一個平台可以發表及時性的、想對公眾訴求的言論。在我接手雜誌後不久,我與凱的通信被出版了,而一位雜誌的主要贊助者是大學教授,他十分不悅看到這份出版。我受到全面的批評。「施泰納到底在拿這個雜誌做什麼?」他們說,「他到底想幹嘛?」柏林大學的教授群中若對哲學或文學有興趣者便是雜誌的長期支持者——文學雜誌創刊於1832年,歌德逝世那一年,這是大學教授們訂閱這份刊物的原因之一——但在我與馬凱的通信出版之後他們漸漸地取消訂閱。我必須承認,在主導文學雜誌一事上,我私心享受著冒犯讀者的樂趣——是讀者而不是時代精神(Zeitgeist)。

關於此事,我想談另一椿小事件。在當代智識生活的代表人之中,有一位積極支持我在歌德主義上的工作,他是一位大學教授。我只提一件事實……瞭解我的人不會因此指控我自大狂妄,這位教授有一次在威瑪的Russischer Hof對我說:「唉呀!和你所寫的歌德比較起來,我們所有關於歌德的瑣碎評論都變得蒼白而不值一提。」我說的是事實,我不了解為何現在人們不再看重這些事,這些事變得輕飄無聲。畢竟,歌德以下名言的後半部是真實的(前半段的諺語不是出自歌德):浮誇的自我炫耀氣味不佳,但人們顯少不辭勞煩地注意不公正的評論也惡臭難聞[20]

這位教授也訂閱了文學雜誌。各位還記得那一陣子德頼富斯Dreyfus)事件所引起的國際風波。我不只在文學雜誌[21]上以個人名義發表關於德頼富斯[22]案件的資訊,我也大力支援左拉(Zola[23])為平反德頼富斯所寫的著名文章〈我控訴〉(J'accuse。很快地,我收到一張明信片,來自那位大學教授他在許多信件裡大力讚揚我(他至把那些信付梓),明信片裡他寫道:「我從今日起取消訂閱文學雜誌,並且不再復訂,因為我無法忍受我的書房裡有一本期刊是聲援埃米爾•左拉,他為猶太人背叛自己的國家。」這只是一個小事件,我還可以指出上百件類似的案例。作為文學雜誌的主編,我接觸到當代的黑暗甬道與現代的藝文潮流[24]。我分享這些以讓各位可以了解當時的時代特徵。

我來到柏林時,或許還有些天真,我想要觀察未來的思潮是如何在一小群人之間先渲染開來,這要歸功於有文學雜誌這個平台——至少在這份刊物的稿源充足時,至少當這份雜誌過去所經營起來的名聲仍能維持時,我必須坦誠,我一手毁了這份雜誌的聲譽。但是我能夠以全然的清白、天直去觀察像威爾衡•伯許(Wilhelm Bölsche[25])這一類通俗作家的思想及其世界觀,如何在人群之間擴散開來,還有其他一些類似的偶像。並且我得以從許多不同角度來進行十分有趣的研究,這些研究也讓我更清楚我們這個紀元的真正任務是什麼和不是什麼。

透過我與奧托•埃里希•哈特勒本(Otto Erich Hartleben[26])的友誼,在那段時間裡,我結識許多聲名鵲起的年輕世代作家,其中大多數現在都已過氣了。我是否被這些文學圈子所接受不是我能決定的。這個團體裡有一個人最近剛在Vossische Zeitung發表了一篇文章,他試著以其賣弄學問的方式來刻畫出我並未融入那個社群,他視我為一個沒有收入、逍遙遊盪的神學研究者,處身在一群不過也就是無酬勞、鎮日遊晃的神學家之間,只不過他們至少還是年輕的理想主義者。

或許下列這個插曲,各位也會有興趣,因為這個故事呈現了我如何一時與哈特勒本過從密。那是我還在威瑪的時候。哈特勒本經常造訪威瑪,參加歌德學會的會議;但是他又常常錯過會議因為他習慣在下午兩點才起床,而會議在早上十點開始。當會議結束時,我通常會去找他,而他通常還在床上。我們偶爾會一起在晚間外出。他對我的特別關注持續到動社會的尼采事件為止,我被捲入那事件,致使哈特勒本與我斷交。一天晚上,我們同桌而坐,我還記得他對我十分熱情,在一場對話的中間,我諷刺地說了「叔本華只不過是一個心胸狹隘的天才。」哈特勒本聞之大樂;我那晚說的許多其他事情也令他心情愉悅,馬克斯·馬特斯蒂格(Max Martersteig,後來幾年變得有有名)對我的評論十分激動起來說「不要再刺激我了,不要再刺激我了。」

我與前途一大好的哈特勒本及大有可為的馬特斯蒂格還有其他人相處的某一個晚上,「我們是最尊貴的(Serenissimus)」趣談第一次誕生。也成了後來所有一連串笑話的源頭。我不想避談這段經歷;這些軼事肯定是環繞著《自由的哲學》創作當時的氛圍,因為自由哲學的精神瀰漫在與我相熟的朋友圈裡,我至今仍記得馬克斯•阿爾貝(Max Halbe所受到這本書的刺激(至少他本人如此宣稱)。所有這些人都已讀過本書,書裡的許多觀念滲入了這些人的文學世界。原始的「我們是最尊貴的」笑話,衍生出後來的所有趣談,但並不是要諷刺任何特定的人物,但那樣的心智架構想必也是與《自由的哲學》一書所帶來的影響有關,也就是一種對待生命的幽默態度,或是我常說的一種不多愁善感的生命觀,當我們從深度靈性的觀點看待生命時這是特別需要的。原初版本的笑話是這樣的:

尊貴的國王殿下造訪他國度裡的監獄,並要求見一名囚犯。一位囚犯被帶了進來。國王問他一連串的問題:「你被囚禁在此多久了?」「二十年。」「二十年!那是很長一段時間。告訴我,我親愛的同胞,你為何被關?」「我殺了我媽媽」「原來如此,你殺了你媽媽;奇怪,真是奇怪!那麼請告訴我,我親愛的同胞,你要待在這裡多久?」「我有生之年都會在這兒;我被判無期徒刑。」「奇怪那可真久。那我就不打擾你寶貴的時間了,我沒有其他問題了。」國王轉向獄監說,「我赦免這名囚犯的最後十年刑期。」

這就是原版的笑話。它並不出於任何惡意,而是出於一種幽默,而這幽默當中也必然有其道德上的涵義。我相信,這則笑話所影射的人物——也有可能是錯誤的影射——自己聽到這個故事也會笑得開懷。

於是,我得以觀察柏林的智識圈如何接納新的觀點,如前所述,這是我努力想要知道的。最終,伯許所象徵之物一點一滴悄悄地潛進所有事物中。我所指的當然不只是那住位在Friedrichshagen的肥胖伯許而是泛指在當代的俗、追求實利的風氣中所展現出來的那種氣味。的確,伯許的粗俗文筆很貼近這個時代。他的文章裡是一些粗鄙無文、猥褻下流的情節當然他的風格也是隨便拿他的一篇文章來看,各位會讀到不只關於水母的性生活之類的主題,還有其他的內容。這種「伯許主義(Bölsche-ism)」成了當今新興的俗文化中的點綴。

我在文學雜誌裡所寫的、所做的對銷路幾乎是沒有幫助的。那時,阿爾貝[27]的戲劇〈征服者〉(Der Eroberer)剛上演。這個作品當然立意良善,但因為柏林的庸俗而未受青睞。我寫了一篇評論以減少阿爾貝的絕望,我批判了所有在柏林的報紙以及評論家,直言我對他們的觀感。這當然不是為文學雜誌拓展銷路生機的好方法。但那於我是一次珍貴的經驗。與威瑪時期相比較,我學習從不同的角度看待許多事情。但在我心底深處永遠潛伏這一個問題:這個時代要如何才能被說服去接納《自由的哲學》?若各位不麻煩的話,可以去翻翻文學雜誌,裡頭所寫的都充斥著《自由的哲學》的精神、氣味。然而,這本雜誌不是以現代的布爾俗份子為讀者群。不過,當然透過各種不同的影響力量,我也漸漸被排擠出這份雜誌[28]

就在那個時候,另一個發聲平台的機會迎向我來——社會主義者的勞動階級。在世紀之交時擾動著當代意識的關鍵問題——也就是塔克與我深有交集的那些問題。塔克曾由美國來柏林,我們共渡許多有趣的夜晚,我很高興有些其他的對話管道。多年來,我在柏林的勞工學校任教許多科目,提供工人階級學習的機會。除此以外,我在社會主義工人所組成的各種協會團體裡講課。我不只受邀講學,也主持了一個如何辯論的課程。他們不只想要清楚理解我與各位在這些講座裡所談到的事情,他們也急於想要學習在公開場合的演講,才能夠宣傳他們認為正確和正義的事。我參與各種不同的團體針對廣泛的議題展開深入的討論。這也給了我另一個視野與啟發,去觀察現代世界的演變。在這些社會主義者的團體裡,我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對於我們所處的當代為重要的一件事對於理解當代為重要的一個主題人們卻避口不談好像那是禁忌。我可以談任何主題——當一個人只依事實而發言時,若不考慮無產階級者的偏好)他可以談論任何所有話題——但卻不能碰觸自由這個主題。談論自由似乎是極端危險的。我只有一位支持者,每當我長篇大論談到自由的想法時,他總是會來聽,因為其他人會向他通風報信。他是Pole, Siegfried Nacht我不知道他後來的動向,他總是支持我為了維護自由抨擊社會主義傾向權思想所發表的言論[29] 

當我們觀察當今的世界還有新聞的動態時,就會察覺到我們所缺乏的正是自由的哲學所試圖達到的。在思考自由的基礎之上,《自由的哲學》建立了一種關於自由的科學,與自然科學完全相符,但又超越它。這本書的這個段落讓真正獨立思考者可以在現今的社會秩序裡去發展自身。因為,如果關於自由的科學缺乏堅實之基礎,而若這種自由被當作是真自由,那麼,在邪惡越來越取主導地位的年代裡(正如我昨日所談),這種自由就不會通往自主而是走向放縱。當自由成為現實,當今世代所需要的事,只能在堅定的內在紀律、不受感官的暴戾專制所困的思考裡找到,也就是在真正的科學思維裡找到。

社會主義這個新興起的激進主義政黨——他們至與所有的民族主義對抗著——宣稱,不了解他們主張的人就不可能找到關於自由的認識。若只有一個真理是對我們這個時代重要的,那必定是:社會主義已把自己從舊日貴族、資產階級、軍人勢力當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它使自己完全屈服於(更於過往的壓抑)一種盲目信念,也就是科學物質主義是絕對真實可的那種想法,在今日,人們以實證主義稱之。實證主義(我可以進一步說明)只不過是西元869年在君士坦丁堡舉行的第八次基督教大會裡所宣稱之信條的延續[30]。就像一位絕無謬誤卻又隱身不可見的教皇,這種實證主義的信念牢牢掌握住極左派人士的想法,包含布爾什維克黨[31]人,使他們無法獲得自由。

這也就是為什麼,無論社會主義者如何維護其自身,由於它不是根植於人類演進裡的東西,因此只能長期擾動著這個世界,但卻無法征服世界。這也就是為什麼,社會主義不必擔自己犯下的錯誤,而是由別人吸收——那些允許或是希望社會主義大行其道的人,他們希望社會主義不是變成一個造成壓力的問題,而是吸引著人們的問題[32] 

現在勞工運動的特徵是無力脫出實證主義、科學物質主義的牢籠,二者皆著墨於人類的演進,但有別於布爾亞階級的過時觀念或是我們稱之為威爾遜主義的新社會理念。我常說,對工人階級介紹靈性觀點一點困難也沒有。但是工人階級運動的領導者拒絕接受任何不是根植於克思主義的觀點。於是我便漸被排斥。我曾試著介紹靈性觀念,並獲得某種程的成功,但(柏林勞工學校)漸漸開始拒絕我[33]。有一天,我對著上百位學生宣講關於靈性價值的事,現場有四位社會民主黨派來的代表發出反對的聲音,雖然只有四個人,卻使我的課程無法繼續。我還記得我說的話:「若人們希望社會主義在未來的人類演進裡扮演某種角色,那麼就必須允許教學自由和思想自由。」接下來,黨部派來的一個充當傳聲筒的人便發言:「在黨和其所屬的學校裡,沒有自由的問題,只合理的限制的問題。」這些事例是一種徵象,反應了作用在今日的深層力量。

我們必須從最顯著的徵象來評斷這個時代紀元。我們必不能以為現代的無產階級不渴求靈性的滋養!人類對靈性的嚮往是無可避免的。但現今所能取得的滋養,一部份是堅定地信仰實證主義、科學物質主義,或者,另一部份是一種難以下嚥、如石塊一般的東西而不是支持生命的包。 

自由的哲學注定會遇到阻力,因為它的基本理念——對自由的理念——在最現代的運動(社會主義)裡找不到空間。 

在我還沒離開柏林勞工學校時,我受邀到柏林神智學會演講。那年冬天,我進行了一系列講座,並開啟了我與神智學運動的合作。我已在我的書裡提過這些事[34]。我必須再強調一次,我與神智學之間的關係常常受到誤解——我從來沒有試圖與神智學會聯繫;這樣說或許聽起來太傲慢,是神智學會想要來找我的。當我的書《神祕主義與當代思維》面世時,神智學會不只翻譯了書中的許多篇章,而且當時在神智學會裡占據重要地位的Bertram Keightley George Mead也說「這本書清楚而正確地描繪了我們要說的一切。」當時,我還沒讀過神智學會的任何出版品。我之後去閱讀了一些,多多少少像是例行公事那樣的心態,但我所讀到的確實令我有些擔憂。

掌握人類演進的走向是很重要的,那是組成這個時代之生命的作用力量。我曾受邀參加神智學會;配合著我自身的業力、命運,我懷著善意加入他們,因為我或許可以在神智學會裡找到一個平台去說我要說的話。

我當然必須忍受很多的騷擾。我要給各位一個例子,那也是一個徵象。我第一次參加神智學會會議的那一天,我在簡短的發言裡想要談及一些觀點。 

當時正值英法兩國的「誠協議」簽訂之時[35],而眾人皆深為此事態所感。我試著指出,在神智學會所代表的運動裡,神智學的教導不應該隨意、漫無目標地散佈,而應以最新近的世界趨勢為主要關懷,聚焦在這個世界。我最後說:「若我們建立這樣的精神,若我們真的想建立一個真實而正向的靈性社群,讓各處所顯現的靈性脈動得以聚焦在一個共同的核心,朝向神智學會,那麼,我們應該考慮一個不一樣的『誠摯協議』」。

那是我第一次在倫敦的神智學會裡發言,我是有意識地談起誠摯協議的話題。貝贊夫人當時的神智學會領導人宣稱——她習慣在每個人的發言之後加上一點誇耀自負的評論——這位「德國人發言者」的論述十分美妙。但與會者並不認同我;我的言論淹没在空談冗贅的泛泛之語裡——他們心之所喜欲罷不能的是一位佛教徒美男子Jinaradjadasa的發言。這樣一個事件在我看來也具有象徵意涵。在我談到具有歷史重要性的事件,談到另一種誠摰協議之後,我坐下,而這位佛教徒的飽學之士Jinaradjadasa下他的椅子,上到講台——我說跳下是刻意要正確地描述他的舉動——他用杖敲著地面。他的演講獲得了聽眾的肯定,但在同時,我所記得我聽到的是如潮水般湧來的話語。

從一開始我便強調——只要讀一讀《神智學》的前言——神智學未來的發展會循著我在《自由的哲學》裡所提到的想法。或許,對許多人來說,要在《自由的哲學》與我後來的作品之間找到一條相續不斷的絲線,是很難的。人們覺得最大的困難在於接受我所說的和所寫的是真實可靠的我因此要忍受不少的困擾。在這個並不是我想去加入的學會,而是受邀成為會員的組織裡,人們並不是依我的言行判斷我,而是依口號標語和成見在判斷。這樣的情形持續了一陣子,直到終於有一小群人不再以只以膚淺的口號、標語評斷我。基本上,我所說的和所寫的相當地不受重視。人們的確去讀了我的書,但閱讀與內化是兩回事。我的有些書經過多次再版、再刷。人們對我的理解並非基於我說了什麼或是書裡寫了什麼,他們以自己的理解為判斷,有時用神祕主義的元素,有時用神智學的理念,今天以這樣的理解、明天以那樣的想法來下判斷,人們的評論就這麼出自混亂、衝突的意見。這樣的情況下並不理想、也不適合重新刊行《自由的哲學》。這本書的呈現方式當然不完整、不完美、不合時宜,對後亞特蘭提斯第五紀元只有些微的貢獻,然而,我試圖呈現一些基本的、重大的、真實作用著的力量。

現在,《自由的哲學》初版已經過了四分之一世紀,我想要強調:這本書是近距離、認真投入考察當代生活的結果,也提供對當前時代的洞察、這個世界需要我們採取什麼行動的反思、哪些脈動或力量是必須的、而我們如何能掌握它們等。二十五年之後,當眼前的災難正席捲人類(譯注:指第一次世界大戰),我理解到——各位或許會覺得我太天真——這本書正是此時我們需要的;這樣的時機不在預料之中,因為當代世界完全拒絕這本書,人們常常根本不想知道一丁點關於這書的內容。

若人們理解這本書的目的——為倫理個人主義社會與政治生活打下基礎——若人們真正理解這個目的,那麼就會知道:要把人類的演進導向更豐碩成果的方向,是有辦法的,而最不可取的事就是怒駡或抨擊革命政黨,永無止境的抱怨與取笑布爾什維克主義也同樣沒有幫助。如果資產階級無法克服他們對布爾什維克的顧慮--對他們對待某些人的方式之顧慮--那會是一件悲劇;因為,事實上,那些都不是重點。

真正的議題是去確認,布爾什維克者的訴求是否正當。如果人們真正認識世界、認識生命,並且也能勇敢宣稱,若人們跟隨這本書的指引,最終都能以自己不完美的條件並配合其他條件完成自己的追尋(我十分確定,若深入體會《自由的哲學》,各位也必定會這麼說)——那麼智慧之光就不遠了。到這個程度時,基於自由的世界觀就是理成章的了。各位一定要去理解倫理個人主義的基本特質,倫理個人主義是基於了解到當代人類面對著宇宙事件的靈性直覺,當人們進行自由的思考,而不是像黑格爾的那種抽象概念時,這個人就以其人類的內在存有碰觸到宇宙的脈動、電流,我在《歌德世界觀認知理論基本準則》(GA002)一書裡試著把這樣的想法以簡易的方式呈現。

只有通過靈性經驗才能掌握自由的概念,並開始讓那些宇宙脈動重獲新生,目前,這些脈動、電流被困在闇黑的死巷裡。當人們理解討論諸如法律、暴力等空泛概念只是浪費言辭,當透過靈性經驗而了悟到自由的觀念只通往現實,那時便是人類進入新境界的開始。因此,人們必須克服自己內在深藏的冷漠;必須放棄科學家慣常的做法——詳述各種社會問題,為了社會與政治的進而高談闊論、急亂投醫的偏方。在這方面想要有所成就,必須學習在靈性科學裡建立堅實的基礎。對自由的理念必須在自由的科學掌舵之下。

無產階級對靈性觀點的接受度比資產階級更高的,這一點對我來說很明顯,資產階級還沉儘在伯許主義(Bölsche-ism)裡。例如,有一天,羅莎•盧森堡[36]Spandau和一群工人與他們的妻小談到「科學與工人」──整個大廳裡擠滿了吵鬧的孩子、抱在懷裡的嬰兒、連狗都來了──我也在場。一開始,我只打算講一點點話,但後來我的演講持約了105分鐘。配合羅莎•盧森堡談話的主題,我指出(革命的)真實基礎已然存在,也就是以靈性的方式理解科學,亦即,由靈性出發尋求新的生活方式。當我碰觸到這個主題時,我總是感受到一股支持的力量。但是到目前為止的所有努力都失敗了,因為那些博學多聞的專業人士,例如科學家、醫生、律師、哲學家、教師等,工人們仰頼這些專家的知識。我們知道有許多人,例如Hertzka[37]與他的 Treiland理念還有Michael Flürscheim以及其他許多人,都懷抱宏大的社會理念。他們都失敗了,那是必然的,因為他們的理念缺乏靈性的基礎,自由、獨立、科學性的思考基礎。他們的想法因為與感官世界緊緊依附而腐敗,就像現代實證主義一樣。當人們停止否認靈性,那是現代實證主義的特質,當人們體認到思想必須從感知的專制當中解放出來,並仰頼靈性的探察,所有思考的內容都可以在靈性探究中進行,包含道德、社會、政治領域,直到那一天,人類才獲得更新、進入下一個里程碑。當人們不再把我試圖傳達的訊息──雖然仍不完善──視作曠野裡的呼求,而是當作終將會在人的心與靈裡找到棲息處的想法,直到那一天,人類才得進入新的紀元!人們聆聽各種聲音,包含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38])的見解;但大家聽得不夠深入就開始捲起袖子做了。那些從人類演進的精神當中所誕生的思想,很少在人的心與靈裡得到迴響。但是我們一定要找到一個喚起這種迴響的方式。人們必須知道,當自由的真義受到理解時,世界會如何被轉化,這種自由不是放縱的,而是來自自由靈性與堅持心智自律的自由。若人們領悟到真正的自由及其秩序對世界的意義,那麼現今人們追尋的那股智慧光亮就能被點燃,並光照當代的暗夜。

這就是我今天向和各位分享的一些歷史事件。我的時間結束了;我還有許多想談的事情,但我們可以另外再找機會來談。我請各位容忍我在這次的演講裡談及許多個人經驗,我視之為我這一生入世所經歷的一些徵象。我向各位呈現出,我總是努力以客觀的方式對待那些近身、個人的事件,把它們當作表徵,從中流露出來的是這個時代與這個時代的精神所要求於我們的。

 


[1] 中譯者注:本系列演講第八篇(1918.11.1)〈後亞特蘭提斯第五紀元裡的宗教脈動〉。

[2] 中譯者注所謂的「前言」其實是當時的第一章,標題為〈知識的目的〉。

[3] 中譯者注:此處譯文為譯者根據Rudolf Steiner Archive所提供GA185內文的英譯與1916Hoernle的英譯本進行中譯,讀者另可參考人智學教育基金會出版之《自由的哲學》中譯本〈附錄二〉。

[4] 中譯者注:因為蘇菲女大公爵剛成立了歌德與席勒檔案館,並開始這個歌德全集編纂計劃,這個版本日後以「威瑪版」的名稱而聞名。

[5] 原文附注:Count Leopald von Kalkreuth (1855–1928)風景與靜物畫家,1885-1890之間擔任威瑪藝術學校的教授。

[6] 原文附注:W. Scherer (1841–86)以哲學手法研究文學的先驅,在柏林教授德國語文。

[7] 英譯者注:Thomas Calvin,哥倫比亞大學德國語言與文學系教授。

[8] 原文附注:H. von Treitsche (1834–96),魯普士國家的文史工作者,愛國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出版《普魯士年鑑(1866–89)》(Preussische Jahrbücher)。

[9] 原文附注:理查•史特勞斯R. Strauss (1864–1949)1918年擔任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總監。以合唱曲作品、藝術歌曲、室內樂、芭蕾舞曲與歌劇聞名。

[10] 原文附注:Waldemar von Biedermann (1817–1903),歌德學者,編輯歌德對話錄(1889–96) 十卷。

[11] 原文附注:Kreuzwendedich Frieherr von Rheinbaben (1855–1921)1901–9年擔任普魯士財政部長;1913–21年擔任歌德學會主席。

[12] 中譯者注:Kreuzwendedich這個德文名字是由 "Kreuz, wende dich!" 湊成一個字,英文意思是"Cross, turn around!"「十字架,轉個身吧!」施泰納或許以此嘲諷此人為神所不喜。感謝區立遠先生協助德文字源的查詢。

[13] 中譯者注:Knowledge of Freedom直譯為「自由的知識」,其他譯名包括Theory of Freedom,「自由的理論」,此處,「自由的科學」係根據德文中譯,取自人智學教育基金會出版之《自由的哲學》中譯本。

[14] 中譯者注:will一字有時譯為「意志」,有時譯為「意願」。因為中文裡的「意志」也包含了「毅力」或「不屈不撓」的意思,但施泰納所談的will是指一種純粹的驅動力量、想望或願意朝向某個方向或進行某件工作,因此也可譯為「意願」。

[15] 英譯者注:〈Luziferisches und Ahrimanisches in ihrem Verhältnis zum Menschen〉。

[16] 原文附注:Eduard von Hartmann (1842–1906),《無意識的哲學》(Philosophie des Unbewussten), 1869年。參考施泰納《哲學之謎》(Riddles of Philosophy)卷二。

[17] 英譯者注:英譯文來自1964年《自由的哲學》p. 143

[18] 原文附注:Harry Graf Kessler (1868–1937) K. Breysig (1855–1940),歷史學者。.

[19] 原文附注:Benjamin Tucker在美國辦了一本期刊〈自由,無政府主義的前哨站〉(Liberty, the Pioneer Organ of Anarchism)。J. H. Mackay (1864–1933)在柏林的波希米亞人,他讓「個人無政府主義」(individual anarchism)變得熱門起來,參考他1891年的小說《Die Anarchisten》。書中的英雄人物就是作者的代言人。他是一位激進的社會主義者。施泰納在《1887–1901文化歷史隨筆集》(Gesammelte Aufästze zur Kulturgeschichte (1887–1901))裡談論許多關於Mackay的想法。

[20] 英譯者注:關於「浮誇的自我炫耀氣味不佳」,歌德評論道「或許如此;但人們沒聞到更惡臭難忍的是『不公正的評論』」。

[21] 原文附注:11th December, 1897, Die Instinkte der Franzosen (see Bibl. Nr. 31).

[22] 英譯者注:Dreyfus (1859–1935),猶太軍官,被誤控為間諜並潛送到惡魔島(Devil's Island),於1906年獲得平反。

[23] 中譯者注:埃米爾•左拉(Emile Zola1840-1902)是十九世紀法國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自然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亦是法國自由主義政治運動的重要角色。在1898年的德頼富斯事件裡,左拉指責法國政府的反猶政策及對猶太軍官德雷福斯的迫害。他因此被判有罪並逃往英國。德頼富斯平反之後,左拉的骨灰被移入先賢祠,與雨果、大仲葬於一處。

[24] 英譯者注:19th February, 1898, Emil Zola und die Jugend (see Bibl. Nr. 31 for this and other articles)

[25] 原文附注:W. Bölsche (1862–1939)左拉的學生,試著連結詩藝與科學。科普書作者,最知名的作品是〈Das Liebeslebenin der Natur, 3 vols.

[26] 原文附注:O. E. Hartleben (1864–1905)劇作家、小說家、抒情詩人。他戰道德慣例,並相信人格的自由。

[27] 原文附注:M. Halbe (1865–1944),劇作家、小說家,以對逝去青春的懷想及對祖國的依戀等為其創作主題,W. Prussia. (See R. Steiner's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Dramaturgie, 1889–1900).

[28] 中譯者注:施泰納於1897年接下文學雜誌的編輯工作,並由威瑪移居柏林,1990年卸下這個職務。

[29] 中譯者注:施泰納於1899-1905任教於柏林勞工學校,那是由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所創辦。施泰納極受學生喜愛,但後來被保守克思主義者排擠而離開學校。

[30] 中譯者注:1894年施泰納出版《自由的哲學》第一版,同年,Otto Willmann的著作《唯心論的歷史》(History of Idealism)也問世,這本書是少數談論西元869年基督教大會的歷史書,而施泰納從中掌握到這次會議的重大影響。會議決議取消人類是由身心靈三種元素構成的看法。這個事件在一般的歷史裡不受重視施泰納在1916-1924年之間的言論經常談及此事認為這個決定等於否決了人類的靈性,也關閉了個人透過自身靈性契入靈性世界、親晤神的大門;取而代之的是,個人必須仰頼教會及其中領導階級之引導,才能獲取靈性知識。

[31] 中譯者注:布爾什維克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一個派別。其領袖人物列寧認為應該建立一個以少數「職業革命家」為核心、多數黨員對其絕對服從的組織模式,即所謂民主集中制。1917年,布爾什維克通過十月革命以暴力奪取了俄國政權,最終成為蘇聯共產黨。

[32] 英譯者注:參見本系列第四講。

[33] 英譯者注:參見《施泰納自傳》第二十八章。

[34] 英譯者注:《神祕主義與當代思維》(Mysticism and Modern Thought),Anthroposophical Publishing Co., London and Anthroposophie Press, New York, 1928以及《現代初期的神祕主義》 Mysticism at the Dawn of the Modern Age),Rudolf Steiner Publications, New Jersey, 1960

[35] 中譯者注:1904英法兩國簽訂的協約,標誌著兩國停止關於爭奪海外殖民地的衝突而開始合作對抗新崛起的德國的威脅,雙方就一系列國家和地區的控制權達成一致。

[36] 原文附注: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1870–1919),激進的社會主義者,致力於顛覆現存的體制。她反對1914年的戰爭。草擬1918年新成立的共產黨黨綱。與李卜克內西在1919年一月醖釀斯巴克叛變(Spartakus rebellion),最後遭到反革命人士的射殺。

[37] 原文附注:西奧多·赫茨卡(Theodor Herzka1845–1924),國民經濟學家,希望在世界各地(例如非洲)建立合作式的屯墾區,重新分配土地,以打破地主的專斷。

[38] 中譯者注: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1856-1924),第二十八任美國總統,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後階段,他主導對德國的交涉和停火協定,尤其關注自戰敗帝國中重建新國家的問題,並倡議創建國際聯盟,但由於拒絕妥協,所以美國沒有加入。威爾遜所秉持的「國際主義」也稱「威爾遜主義」,成為美國外交中具爭議性但也長期主導的一種理想主義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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