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與以太之心
魯道夫•施泰納對年輕世代的演講集
前言
Youth
And The Etheric Heart
Rudolf
Steiner Speaks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CW217a）
Introduction
原作 Christopher Bamford
中譯 陳脩平
圖畫 取自人智學藝術網路分享作品，特此誌謝
實務上來說，施泰納所提出的「三元」是唯一有可能替代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革命所提出的共產主義社會秩序。在當時，法西斯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顯然也已經蠢蠢欲動了。同時，人智學本身以及人智學會當然也需要變革，以回應這些挑戰。人智學會必須成為新型態的靈性組織，對所有抱持善意的尋道者都保持開放，也就是成為一個當代的奧秘中心，讓靈性洞見和研究的結果流入人類的文化生活。
施泰納以他特有的過人精力和獻身意志專注於投入這些工作。他孜孜不倦地寫作和演說，闡述「三元社會共同體」（threefold
commonwealth）的一般性概念。他在德國各地差旅，面對工人團體和企業人士，談論我們有可能建造新的合作式經濟生活。為了把理論付諸實踐，他自己開始創業，同時思考如何以三元的方式重新改組人智學會。在此同時，為了推動文化領域方面的革新，他也面對社會大眾，以務實的方式談論教育和宗教議題。所有這些活動都吸引來許多年輕人，他們對人智學所談論的文化任務特別有共鳴，因為這些年輕人大多是大學生。教育是他們生活中的主要部份：若教育沒有得到轉化，就不可能有社會的轉變。他們知道，教育構築了未來的根基。
靈性世界顯然也在回應這一切。大戰結束後才幾天就爆發德國十一月革命（致使推翻帝制並成立威瑪共和），一位在斯徒佳特的實業家埃米爾•莫特參與了在多納赫的演講會，聽到施泰納說馬克思主義與三元理念是南轅北轍的未來社會提案。一週後，莫特先生和其他人提起工人子女的教育問題，他想要成立一間學校給他的菸草工廠的員工子女就讀。莫特向施泰納提出此事並請他提供諮詢。施泰納答應了。九個月之後，一九一九年九月，全世界第一間華德福學校成立。
為了世界的未來而教育孩童是一件這麼重要的事，當時才正在起步階段。高等教育若不是更加重要，至少也是同等迫切。科學、認識論、文化等的典範最終都是在高等教育裡確立的，若要有任何新的典範誕生，也是在那裡。毫不令人意外地，施泰納在一九二０年開始轉向在大學和專業團體裡工作。
同一年舉辦了第一次的「醫學課程」（Medical Course）。施泰納演講的主題是「現代科學的邊界」以及「人智學與不同的學術領域」。「人智學大學工作聯合會」（Union for Anthroposophical College Work）成立了，並在秋天舉辦第一次人智學「大學課程」（College
Course）。這些新活動開始吸引新的、不同的群體：大學生。有抱負的的哲學、醫學、科學、神學學生等開始出現在歌德館的施泰納演講會裡。在德國、瑞士、奧地利等地的大學校園裡也形成人智學的學生團體。
在這段期間裡，施泰納也忙著改造人智學和人智學會，以回應變化中的世局。「時代的需要」召喚著變革。當然，在某種意義上，所有事情都有賴於人智學回應這些新興挑戰的能力。在當時發生的這些活動背後，同一段時間裡，人智學和人智學會的生命也持續形變，這是一個進行中的過程。
這個過程是一段掙扎，或許與三元社會秩序要進入外在世界的掙扎同樣艱辛。我們不可低估人智學要走向公眾生活的困難，這是人智學第一次受到呼召，真正向世界敞開大門。
其效果是雙重的：人智學不僅要向外走入世界，也必須在其發源地遇見世界，也就是遇見年輕人，青年們蜂湧迎向人智學的教導[1]。幾乎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原本扎根在十九世紀奧秘學和神智學傳統裡的「內修學派」轉變為更廣泛的靈性、社會和文化變革運動。資深會員感覺到自己被迫要做出調整：要成為人智學的代表，並把他們認為的靈修之道轉譯成公開、可被理解的論述。這不只困難，對他們來說，心理上也幾乎是不可能過得了的關。畢竟，他們在舊有模式中舒適自在，他們與整個舊模式共同成長，舊模式適合他們。因此，從一開始，年長者和新加入者之間就存在緊張關係，新加入者主要都是年輕世代。
這些年輕世代大約出生在世紀之交，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剛好成年。他們是第一批後鐵世代（西元一九００年之後）的人[2]。他們是真正的邁開爾之子，因為邁開爾的時代從一八七九年開始，這個世代帶來了新的脈動。他們出於內心的渴求、純真無染地來到人智學面前，與傳統的奧秘學沒有任何牽連。他們不認為自己是有野心的「神秘學者」。他們是對靈性開放的行動主義者（activists），也是務實的哲學家。他們想要成為靈性上、社會上、科學上、文化上和哲學上的先驅（pioneers）。他們想要改變世界和改造自己。他們知道舊世界若未被驗證地持續，「一切如常」只會導致再一次的災難。
施泰納歡迎這些人。他一直在等待這一刻，他的一生都在等待這些年輕人。無論施泰納做什麼事、是個怎樣的人，他永遠都站在基進甚至是革命的那一邊。和那些來到他身邊的人們一樣，施泰納對於約定俗成的傳統價值和慣常的思維沒有耐性。事實上，因襲傳統是少數會惹怒他的事。他視墨守成規為潛在致命病態的徵兆，人們不加思索地擁護自我中心、功利效用、舒適輕鬆等，這樣的態度不只主導著社會與文化生活，也影響了學術、藝術、科學、甚至宗教生活。現在，這裡有這些受過教育而內心充滿渴求的年輕人同意他的洞見，也期待可以活出不一樣的生命。他們想在靈性上和智識上有所發展。他們渴望克服日常生活與科學、藝術、歷史、心理、宗教等領域之間的隔閡。他們想要學習成為真實的。他們想讓靈性、專業、個人生活融合為一，是一個統一體，來自同樣的泉源。最重要的是，他們想讓生命完整，並視人智學為全觀的生活方式——自我轉化與世界轉化結合成一體的方式。
換句話說，這些年輕人是禮物。他們理解也回應施泰納的訴求。但他們也有很多要求。他們高度重視自由和獨立，想要追求人智學提供的「自由的靈性生活」，但是因為人智學似乎有很多要求，他們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追尋。當他們來到人智學會，發現自己對於人智學會的氛圍、宗旨和精神並不滿意或是感到不開心。他們便很快地開始著手籌備自己的組織。
本書的資料提供了少量的佐證，描繪出這些不為人知的幕後故事，不幸的是還沒有人去撰寫人智學青年運動的歷史。不過，很清楚的是這些年輕人帶著特定的期待而來，施泰納也很堅定地回應他們。舉例來說，戰後的第一次會員大會是在一九二一年九月四日於斯徒佳特召開，會中有一位杜賓根大學的學生要求投票表決，他的發言如下：
一位來自青年運動代表要在此發言！這裡有許多學生代表！親愛的朋友們：有來自青年運動或組織的學生代表來到人智學會，這必須被視作人智學運動的歷史中劃時代的事件。我們必須做出每一件正確符合人智學會期待的事。
事實上，青年們期待的事情很多。他們想要以自己的方式去運用人智學。早在一九二０年三月，青年們就在流傳著一份〈呼籲成立青年支部〉的訴求。同年四月，其中一位成員奧圖•帕默（Otto Palmer[3]）清楚地向歌德館提出：
若各位想要正確地理解這個運動，就必須視之為青年的抗議，它是來自青年們反對各個人智學分會老氣沉沉的情況……事實上，青年們感受到一股迫切的渴求，不想把人智學只當作是週日午后的點綴。青年們想把人智學所給予的教導帶進生活之中，進入實務工作裡。
在他的結論部份，則直接談到年長會員的顧慮：
青年運動以及我們訴求成立青年支部真的是由於我們想要努力實現靈性生活裡的自由，在這部份，我們到目前為止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框架中去完成。迄今為止，在這個領域裡充滿一股恐懼，人們恐懼這樣的自由靈性生活會喚醒敵對的力量，而這些力量會帶來困阻，為此，去克服這個恐懼是值得的。當一個人相信他的內在活著某樣會帶來力量的事物，並足以克服那些阻力，只有如此，此人才能扛起這個任務。
這只是個開端。同年四月，埃倫法•菲佛（Ehrenfried Pfeiffer[4]）寫到：
最重要的是，青年支部的工作必須要繼續進行，以使年輕人承擔以人智學為導向的靈性科學……若我們能讓自己的行動遵循自己的意志，那麼就可以在各個層面上扛起對付老舊思維的抗爭。若青年支部的工作以此方式前進，那麼這個團體的外在形式就會自然而然出現。
接下來的兩年（一九二０—一九二二），為了建立一個真正以年輕世代為導向的工作場域，青年們持續對抗著來自年長世代日益高昂升溫的反對。到了一九二二年，人們似乎迎來一個期待中的轉捩點。人智學的命運和未來看似前景不明、生死未卜。
施泰納為這一年所設定的主旨是「人智學的存有」（the
Being of Anthroposophy）。他在德國的十二個城市進行兩趟大規模巡迴演講。這是很累人的。除了差旅以外，他也進行無數的演講，包含戰後第一次在英國和荷蘭兩地對大量聽眾的公開講座。這是他人生中最後一次可以做這樣的事。一九二二年之後，他轉向內在，更多聚焦於社會和運動方面的問題。其原因並不是因為德國社會益加混亂而他的倡議沒有被社會接受。他說，這是因為人們「沉睡」了。機構破敗，困難重重，危機四伏，即便是歌德館也有財務問題。同時間，也有許多正面的事情。聖靈降臨節時，在維也納舉辦的東—西大會（East-West Congress）是個大成功。經過一年的準備，基督教社群也成立了。
而且，還有那群年輕人。
對他們來說，轉捩點發生在東—西大會（一九二二年六月）之後，有一群人去多納赫找施泰納談話。他同意在十月為青年們召開一個大型會議。恩斯特•雷赫（Ernst
Lehrs）在各地奔波聯繫青年籌備那次的會議，他在旅途中寫信給施泰納報告他的工作，他說他在每個地方都遇到一股嶄新且共通的力量。他寫到：「在我們的圈子裡，人們普遍地洞察並確認了一件事，那就是在意識心的時代裡，任何需要人群共同投入的工作都必須變成『人與人之間的合作』」。科學家、藝術家、哲學家、教師必須協力工作，形成社群。教與學、教育和自我教育必須合而為一。在柏林，有一群人正在研習《現代主義之後的神秘學》（Mystics
after Modernism，施泰納全集GA7）。他們對〈與神為友〉（Friend of God）的那個章節以及十二門徒之事印象深刻。雷赫強調，像這樣的研習團體代表著年輕人心中最深的渴望。
十月份在斯徒佳特召開的會議被稱作青年教育課程（Pedagogical Youth Course），共有八十位年輕人參與，年紀介於十八到二十五歲之間，會議資料集結為《成為大天使邁開爾的同行伙伴》（Becoming
the Archangel Michael’s Companions）。也有一些年紀較長的人參與。人智學會的資深會員大多未受邀，這當然更加深他們的痛苦和疏離。當施泰納被問及此事時，他回應說自己並不知道年輕人想要什麼。有些人去見他，他們天南地北地聊所有可想到的事情。他也答應提供他們一系列演講課程。但課程主題是什麼，他並沒有頭緒。這再一次讓年長的會員感到震驚——他怎麼可以答應做這樣的事？施泰納解釋，年輕人認為僵固的課程設計太古板了，而施泰納完全同意此點！
在這課程之後，一九二三年，獨立的人智學會成立了。一九二四年，在人智學會裡也設置了青年部門。
環繞著這些事件之間所發生的演講和對話都收錄在這本演講集裡。這些內容的寓意深遠，值得每一位人智學者深思品味。
這就是這本特殊的演講集之時代背景，它是一份珍貴的紀錄。因此，我們出版本書，作為一九二二年青年教育課程《成為大天使邁開爾的伙伴》（GA217）的補充，這是人智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轉捩點。《青年與以太之心》因此可以與青年課程的紀錄並行閱讀。從這兩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出施泰納的願景，他期待人智學能滲透在年輕人之間，成為一條靈性的、智識的和社會的轉化之道。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兩本集子在今日就像在八十幾年前一樣重要[5]。因此，各位讀者眼前的正是一份有先知色彩的歷史記錄。
本書的開頭並不虛張聲勢，而是從深刻的省思揭開序幕。施泰納開始談到學術工作以及大學裡的糟糕環境。這些都被物質主義所掌握，而不再體認到教育的真意，也就是追求知識和真理。就其本質而言，知識和真理是個體性的，追求這些的人必須有充份的自由。然而，當時的情況是，大學裡都是牢不可破、整齊劃一、同質性高的物質主義者。熱情、理想主義以及任何種類的原創性或靈性客觀性都被禁止。雖然如此，大學及其智識性的工作仍然是基礎。也因為如此，大學和學術工作的情況必須被轉變。不只是真實的社會變革需要這個轉變，而且最重要的是文化的靈性化——轉回到由靈性的視角去看待人性——也要依靠大學和學術機構的變革。而這只有當具有靈性追求動機的學生或是人智學者帶著他們的靈性追求投入學術領域裡，才有可能促成這個轉變，這也是為何施泰納要提供青年課程。從過去至今，人智學者（或神智學者）都太常把自己的靈性追求與學術領域的工作一分為二，把兩者分隔開來。新的世代不能只在週末才是人智學者，而在週間變成科學家或哲學家。他們必須整合自己的靈性和學術志業。
當然，最重要的是學術活動必須要人性化。我們必須要克服抽象。施泰納曾說：「我們要努力在所謂客觀的學問中讓人突顯出來，學問必須扎根在生命和人類之中……它不能變成枯燥、失去活力。」
扎根在生命中的意思是，必須要自由——思考的自由、不受權威和過去所束縛的自由、擺脫派閥思維的自由。現在的人智學者必須願意接納每一個人。因此，施泰納在第一次的「高等教育」課程的結尾，苦口婆心地說道：「我請求各位不要在自己的工作中心胸狹隘、挑三揀四、結黨營私。各位必須以最大的恢宏氣度去工作。不要排斥任何人；要包容每一位想要和你們工作的人……我們必須心胸開放，並歡迎任何真誠想要與我們共事的人……」
無論這些忠告在今日的我們聽來如何符合邏輯，很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認識這樣的施泰納與我們習以為常的十分不同。只要去看看一九二一年兩次談到學術工作的演講後他與聽眾的問答，就可以清楚看到他的不同面貌。在這些內容包羅萬象的對談中，施泰納提到許多不同、但彼此十分相關的主題，從青年運動的歷史、社群營造、自然探索等，到社會改革、教育問題、人智學初期具有的靈性主義和神智學的氛圍及其與今日的關係等。他的坦白和直率令人訝異。我們可以感覺到他與年輕人在一起時覺得十分自在，而他看待人智學的觀點又是如何廣博、深邃、包容。在其中一次對話中，他說到：
人智學不只是一種世界觀。人智學者要付出你的整個存在……通往人智學的道路有許多條。我們必須不要再與個別的人智學者衝撞，而試著去體會人智學本身。就目前來說，人智學真的是唯一不教條、不獨斷的世界觀，唯一不設定事情該有什麼特定的做法，唯一努力去開創出多元觀點的一門學問。人智學的主要關照是生命，不是事物所採取的形式。
人智學是活的，能夠轉化一個人成為和他以前很不同的存有。透過人智學的實質精神，我們得以自由。在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後，我們變成真正自由的人類。人生裡的問題不能用思考去處理。然而，若從自由的角度去入手，就可以在真正的生命中去解決……
但這真正的意思是什麼？這過程中包含什麼？在本書最後，讀者們就會明瞭重點何在。
隨著本書對話的開展，當然情況也會改變，真實永遠不是靜態的，特別是在那些年裡。因此，當青年運動成為人智學生活中的事實，伴隨著這個運動的起起伏伏，歷史也無可避免地朝向二十世紀的關鍵事件靠近，那些事件超越了那個年代而進入我們生存的時代。外在事件的變化很快，在政治方面是希特勒從暗影之中逐漸進入半光亮處，在人智學的領域裡也有許多變動。急迫感越來越高，在生命的最後一年半裡，施泰納的談話越來越深入，也更加內在，而他的任務也顯得更加清晰了。
他的任務貫穿全書，那也是對我們的召喚，就是為大天使邁開爾服務，向人類的以太之心開放。這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農業課程」（Agriculture Course）的最後一講裡，施泰納對參與的年輕人談得很清楚。此處的問題是要以適切的現代形式去重新發掘自然中的靈性，也就是開創出以邁開爾的方式去接近自然。年輕之心「渴望記起地球上和星空中每一件事的神聖源頭，並與之連結。」他們想要以新的方式認識自然。但是要怎麼做呢？
在我們心裡，我們必須學習去轉化人為設想出來的靈性，那是與大自然異化、脫離的，要把這種靈性轉化為成熟的、發展起來的靈性，自會找到進入世界和自然的路徑……今日，找到靈性的唯一方法是為它披上一層自然的語言，如此，我們的覺知才能再次成長茁壯。現今是邁開爾的時代，若各位努力地去崇敬已被知曉但顯然只存在於理念領域裡的事物，那便是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把這樣的知識轉化為崇敬是最好的修行之道。冥想即是去轉化我們所知的內容——特別是我們對於個別的、具體事物的認知——把它們轉化為敬虔，這個練習的結果有時會出人意表……
大約一個月後，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日，施泰納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有機會對參與教師會的年輕人談話。他沒有提到之前自己說過的事情，他解釋道：
我們並不需要去思考什麼事情應該發生。人們應該去感受外在於我們的靈性在自然的火焰中傾訴著。初昇之日已經變得不同了。
但我們的心也應該變化：我們胸中的心不是與過往相同的。物質的心已經硬化，以太的心仍然比較柔軟靈動。我們必須走上通往超感官之心的路徑。這是我們要認識靈性科學的道路……在這方面，年輕的心是比較適合的，能夠去感受什麼是正確的。真的去想想這些事吧，這也需要勇氣。
這整本書以及今日的人智學都應該用我們「超感官的心」去讀、去看。願與各位共勉。
[1] 原注：在德國，青年運動以漂鳥運動（Wandervogel原意為候鳥，也意指不喜定居之人）的形式出現，其歷史可追溯至二十世紀之初。第一個漂鳥團體出現在一九０一年的柏林。但在更早之前，就有青年維也納（Jung Wien，1890）以及新藝術運動（Jugendstil）。或許我們還可以去注意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當時也同時有童子軍運動和天主教青年運動。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漂鳥運動重組成更明確有政治意味的活動。一次世界大戰中有上百萬人死亡，重建的困難以及感覺上一個世代沒能成功地避免這場大災難（無論這個災難指的是戰爭本身還是德國的戰敗），這兩個因素結合使得各地紛紛湧現青年運動。
[2] 譯注：印度吠陀經裡把時間分為四個時代，黃金時代 (Satya Yuga)、銀時代 (Treta Yuga)、青銅時代 (Dvapara Yuga)、鐵時代 (Kali Yuga)。
[3] 譯注：奧圖•帕默（Otto Palmer，1896年生，卒年不詳），著有《魯道夫•施泰納及其著作〈自由的哲學〉》（Rudolf Steiner on His Book
"The Philosophy of Freedom"）。
[4] 譯注：埃倫法•菲佛（Ehrenfried Pfeiffer，1899-1961）德國科學家、土壤學家、生機互動農法的主要倡導者，曾接受施泰納親自指導，講學、著作頗豐，《生機互動農法導論》由三元生活實踐社出版。
[5] 譯注：英文版出版於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