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大天使邁開爾的伙伴
魯道夫•施泰納給年輕世代的挑戰
前言
Becoming
The Archangel Michael’s Companions
Rudolf
Steiner’s Challenge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CW217）
Introduction
原作 Christopher Bamford
中譯 陳脩平
圖畫 取自人智學藝術網路分享，特此誌謝
這些演講集結自「青年教育課程」（pedagogical youth course），本書在人智學文獻裡有特殊的地位。雖然施泰納是在一九二三年做的演講，似乎很久以前了，但是他以獨特的方式——在當時是第一次、至今依舊少有前例——面對一群新世代訴說，那個世代也是我們。因此，這套演講標誌著施泰納教學生涯的第二次誕生，它為時不長（施泰納於一九二五年離世），但留下眾多令人驚訝的足跡，他擺脫自己一開始從神智學出發的論述囚籠，無拘無束地自在揮灑。施泰納在這些演講中直抒胸臆、懇切由衷、坦白直率，他所傳遞的訊息至今依然鮮明清新，切中時代之弊，這次的課程始終有一股不凡的力量，特別吸引那些不帶成見，只是依著心魂的需求而來到人智學的人。
當時，施泰納講課的對象是一群聰明、受過良好教育、滿腔熱情的十八到二十五歲青年，他們在這個令人絕望、充斥虛假和謊言的世界裡試圖尋找意義和真實。這些人在他們成年生活的開端見證並忍受著西方文明在最血腥的衝突之中顯著敗壞，而和平重現之日又遲遲無期。這些年輕人神志清醒、精力充沛、抱持獻身的熱忱，他們想要恢復人類生命的靈性意義，他們希望自己在這方面可以做點什麼。科技所帶來的自我中心越來越強力地掌控這個世界，促使戰事持續不斷並使意義和價值的失落感更加深重，這些使得危機日漸蔓延且益加鞏固。但人類在那時沒有學會的教訓於今依然。那批年輕人所面對的世界也是我們今日的世界。
新世代與那些一九００年施泰納剛開始講學就加入的人不同，這些年輕人純真無染地來到人智學面前，只帶著內心的渴望，沒有與傳統奧秘學派的任何牽連，也不涉入十九世紀最後三分之一那段時期引人注意的靈性事件。他們對靈性主義、神智學、共濟會、魔法儀式或其他這一類的活動都知之甚少，也與禁酒運動（Temperance Society）無關，許多第一代人智學者是來自這個運動的。老一代的人智學者對年輕人來說似乎是來自另一個世界、另一個文化，新舊兩代之間少有共通處，而且雙方都有這個相同的感覺。
年輕世代並不那麼認為自己是有抱負的神秘學者。他們是對靈性抱持開放態度的行動主義者，也是真正的哲學家，想要成為靈性上、社會上、科學上、哲學上的先驅。他們想要改變世界也改造自己。他們知道舊世界若未被驗證地持續，「一切如常」只會漸漸讓人活得不像人、地球逐漸被破壞、與神靈疏遠的結果是失去所有生命意義。他們明白人類的生存方式需要基進的變革，就像今日世界仍然需要的變革一樣。
因此，我們可以說施泰納真的是在對我們說話，把我們當成靈性上獨立而自由的個體，對於他要說的事保有興趣而受到吸引的人，他不要我們太注意那些奧秘「訊息」（雖然很有趣也很重要），而是要去留意他提出的世界觀裡人性和神性—靈性—宇宙的整全，以及靈性發展與實踐——新的心之思考，以此人類會得到力量去變化自身，並開啟療癒世界的過程。
施泰納當然是樂於對這樣的群體說話的。他一輩子都在等待這個時刻，等待這些年輕人。無論施泰納做什麼事、是個怎樣的人，他永遠都站在基進甚至是革命的那一邊。和那些來到他身邊的人們一樣，施泰納對於約定俗成的傳統價值和慣常的思維沒有耐性。事實上，因襲傳統是少數會惹怒他的事。他視墨守成規為潛在致命的徵兆，人們不加思索地擁護自我中心、功利效用、舒適輕鬆等，這樣的態度不只主導著社會與文化生活，也影響了學術、藝術、科學、甚至宗教生活。
施泰納一直想要為全地球的轉化打下基礎，那需要克服所有自我中心的分隔：主體與客體之間、自我與他人、個體和社群、靈性與物質、自然和宇宙、以及宇宙和神性之間。他在一八九四年出版的《自由的哲學》就明白指出，我們需要認識論上的轉化，也就是改變我們如何認知（一元論或不二論），但這件事從來就與我們如何行動（倫理個人主義）以及我們如何共同生活（他的主張基本上是一種無政府主義）分不開。在施泰納傳記的字裡行間不難看出濃濃的不二論、個人主義和近似無政府主義的哲學氛圍。他在《自傳》裡毫不含糊地描寫他的親近友人，他心之所向的那些人：「超越所有價值」的尼采、馬克斯•施特納（Max Stirner）的基進個人主義，他的友人兼同事史特納雷恩•麥凱（Stirnerian J.H. Mackay）的「個人無政府主義」，還有他自己也投入左派勞工學校裡的教學。
當靈性世界慷慨地提供施泰納機會透過神智學去工作時，他必須把個人使命中社會—文化的面向先放在一旁。當然，神智學所提供的廣大和新生的機會領域，以及其他匯入神智學的奧秘運動等，已足夠補償施泰納必須放棄的基進社會行動。然而，我們可以很確定的是，當他看到年輕人出於同樣的基進、行動派的心魂姿態而受到人智學吸引時，施泰納自己四十年前也是這樣來到靈性科學的，他因此深受鼓舞和感動，而全心致力於和年輕世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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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特別的是，施泰納從一九００年開始講學，要經過二十年，才有新世代的年輕人來到他身邊。換句話說，那些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二年之間去親近施泰納的年輕人，出生於施泰納開始公開授課之時。這並不是一個巧合。對施泰納來說，一九００年標誌著人類演化裡一個極端重要的時刻。出生在那之後的人與在那之前的人是不同的。一個人若要能夠以真正新的方式掌握施泰納的教誨，以施泰納想要人們領略的方式去理解，他必須是生長和成熟在後鐵時代（post-Kali
Yuga）的人。因此，當那些注定要來到他面前的人出現時，施泰納便完全了然於心，他知道這些年輕人就是真正預備好要來接收他教誨的學子。但是事情不止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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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泰納出生在一八六一年。他在一九０一年於神智學會初次以靈性導師之姿登上世界舞台，那年正好四十歲，而神智學會是在四分之一世紀前由布拉瓦茲基女士（Madame Blavatsky）所成立的。換句話說，施泰納是成長於十九世紀的人，和那些「心靈上無家可歸」因而在他生涯之初就開始追隨他的人是同時期的。因此，雖然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一直有年輕人受到吸引而加入神智學／人智學的行列，但是一直要到戰後一九一八年那個劃時代的時刻，才出現真正的新世代——也就是出生在一九００年以後的人——，他們為數眾多而且熱情地在人智學裡尋找他們心中有所感的事物，也是那個時代召喚他們而來的事物。雖然這一切看似發生在久遠之前，我們身處二十一世紀的人其實和那個世代的人有著共通的命運。當施泰納對著他們說話時，其實也是在對我們說，而且他心裡非常明白這件事。因為當時的年輕世代正是在人類演化盤旋而上的路徑中開啟新運動、新潮流的那批人。
大約在進入二十世紀之時，發生了一件在人類文化演進上——整體而言是人類意識的轉變——的重大事件。以印度傳統的話語來說，就是鐵時代（Kali Yuga，意為”Age of Iron”）、黑暗時代（the Dark
Age）結束或至少是讓路給新的可能性開始出現，也就是在演化的螺旋上進到更高一層的、新的光明時代回歸。關於同樣的宇宙—地球—人類的現象，施泰納也常提到當二十世紀進入到二十一世紀時，人類會開始越來越多地跨越門檻，進入靈性世界。也就是說，對比於上一個千年，那時的人類越來越與靈性實相隔閡，直到人們幾乎沒有任何靈性經驗，而大多數人的生活完全與靈隔絕，對他們來說，靈根本不存在，而到了二十世紀末尾和二十一世紀之交，人類會發現自己越來越能夠活出靈性，並且與靈性世界連結。現在，人們廣泛地認為許多不一樣的小孩出生來到世上，他／她們被稱為「靛藍」或是「來自星星的」小孩，這個現象見證了世代變遷的速度在當代達到最高點。
與這些變化同時發生的另一件事也對於我們理解這些事情來說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施泰納常提起這第二個宇宙—靈性的現象，對於深入這本演講集以及認識整個人智學來說都很重要，那就是：大天使邁開爾在一八七九年十一月開始，掌管演化中的人類意識。西方傳統自一五一五年以來的玫瑰十字奧秘學派認為大天使是「時間之靈」，那一年，約翰尼斯•特裡瑟米烏斯（Johannes
Trithemius[1]）出版了一本小書《論七個第二因》（Treatise on the Seven Secondary Causes）。書裡談到「神秘年表」，特裡瑟米烏斯把七位大天使或靈性存有與行星對照起來，排列出每一位大天使如何依序掌管宇宙，一是三百五十四年又四個月，按照如下的韻律節奏：1.歐利菲爾（Oriphiel）／土星，2.阿奈艾爾（Anael），金星，3.薩迦利埃爾（Zachariel），木星，4.拉斐埃爾（Raphael），水星，5.薩瑪艾爾（Samael），火星，6.該布列爾（Gabriel），月亮，7.邁開爾（Michael），太陽。特裡瑟米烏斯的這本論著就在追溯這些靈性存有的掌權時期，從創世直到未來。
該布列爾、月亮天使會在西元一五二五年的六月四日開始統領世界。該布列爾會持續掌權三百五十四年又四個月，直到主後一八七九年八月。
施泰納的算法稍有不同，也沒有追溯回到創世紀，他由自己的經驗中確認並教導，我們現在身處的時代是邁開爾時代。不只如此，他把自己的努力以及人智學的思想與實踐之最深意義都放在大天使邁開爾的名號和護佑之下，他稱這位大天使為「基督的信差」，代表「靈性生命注入感官世界」。大天使邁開爾是我們現在的「時間之靈」，也是內在力量之靈。祂讓人類能夠超越二元性——一方面是抽象靈性，另一方面是如同字面所呈現的那樣直白的物質世界——這是為了要看出物質處處受到靈性貫穿、滲透，也就是「道成肉身，並學習安居在道之國度」。
施泰納以許多不同的方式談論過這個過程，他首先談到的是「邁開爾思維」，也就是帶著心的思考，讓我們可以在有形的事物中思考（認知）無形的存有，於是我們得以了解人類自身也是不可見的、超感官的存在。他也強調邁開爾的任務和本質就在於，除非我們以在塵世裡的靈性工作奉獻些什麼給邁開爾，否則祂不會向我們揭露任何訊息。在這個意義上，邁開爾是居間的協調者：賦予靈性知識給人類，作為我們工作的回報，祂也確保人類會恰當地（有意識地）運用被給予的那些事物或能力，而不是由於對靈性事物的開放而使自己陷於險境。因此，我們正在新時代裡，歷史在我們的手中，世界的存亡也繫於我們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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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觀之，十九世紀（特別是後半葉），當物質主義達到頂峰之際，也可說是標誌著虛無的終點，那種虛無至今仍在人心中迴響共鳴。從一八七０年起（或者說尼采的時代開始），意識清醒的人會覺察到某種沉睡或崩潰，其所外顯出來的徵象既有力又具有毁滅性，而此現象也是清晰又不證自明的，這種沉睡或崩潰是人類放棄了自身的責任，真正的人類形象被隱藏在一股暗黑混亂的物質主義洪流裡。我們可以想想這些清醒之士有哪些人，以德語世界而言，像是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弗蘭茲•羅森茲威格（Franz Rosenzweig）、馬丁•布伯（Martin Buber）和華特•班傑明（Walter
Benjamin）等人皆是。他們都看到徵兆，並且以類似於施泰納的方式提到這些現象，施泰納也意識到此事，他談到人類沉睡的三個徵兆：
首先，施泰納提到他稱之為「空泛言詞」、平庸、陳腔爛調的盛行，這在社會領域裡表現為言不及義、嚼舌根和八卦的行為，而在所謂的知識分子之間則是偽科學的術語堆砌，或是語言只被當作純粹唯名論[2]的指涉物或只是資訊。以邏輯雕鑿出來的精確思考和優雅的言詞已稀少罕見。其次，人類關係中出現一種新的空洞。人類不再遇見彼此，不再以心會心。人們錯身而過，就像暗夜中的船隻，只關心自己和自己的「觀點」。少有人對其他人有興趣或好奇，越來越少人對旁人的關心是為了他人的緣故。這是一個可怕的自我中心的時代。第三，沒有人真正在思考。思考已成為冰冷、機械化的過程，只是蒼白的陰影，沒有熱情和意志在其中，也與心脫節。施泰納把這些十九世紀的殘餘稱之為「靈性的冰河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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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對抗「冰河時期」，新近入世的心魂會有所反應。當他們開始反抗時，便會發現他們的道路已被預備好在另一個方向上。舉例而言，一九０一年十月十七日，施泰納在神智學圖書館開始了一系列講座，之後集結為一部轉變歷史方向的作品，名為《基督宗教的奧秘事實》（Christianity
as Mystical Fact）。然而，當這系列講座正在進行的同時，十一月四日，在柏林另一區的一間酒吧後面的房間裡，後來成為著名的漂鳥團體（Wandervogel）的德國青年運動也誕生了。二十年後，當年輕人轉向尋求人智學時，其中的許多人曾參與漂鳥團體，施泰納盛讚那是「誕生自高處，集結基本而重要力量的國際性運動」。
青年運動的開端是年輕人抵抗著兩股力量的致命結合，其一是壓抑人心的物質主義，只認定工業資本主義的單一價值，其二是窒悶貧瘠的普魯士形式主義，強調對皇帝和帝國的服從與忠誠，凌駕於個人自由和對幸福與自我實現的追求。為了對抗生活和人際關係中普遍瀰漫的無意義，青年運動選擇的形式深受浪漫主義的影響，並接近於前拉斐爾派的中世紀主義，他們的理想是轉向「更為簡樸」的價值觀。
首先，參與青年運動的大多是青少年男孩，但漸漸也延伸到包含年輕男性和甚至是同情這個運動的年長人士。由許多不同的、各別的活動匯流而成的青年運動慢慢地創造出自身的文化，名之為「生命再造」（德文：Lebensreform，英文：reforming of life），包含：在大自然裡漫步閒晃、成群結隊登山健行、野營、學習基本求生技能、吃健康的食物、過健康的生活、運動、吟唱民歌、一起跳舞、誦詩等。所以才被稱為漂鳥 (德文：Wandervogel，英文：Wandering Birds)，這個名字取材自中世紀的浪游學者（Wandering
Scholars）。
在卡塞爾（Cassel）南方的Hohe Meissners那座山頭，是崇敬Holle女神的，一九一三年十月，所有這些漂鳥團體為了文化轉型聚集在這裡，他們像文化烏托邦的理想主義者，也像嬉皮的原型。他們談論湯瑪士•卡萊爾（Thomas Carlyle）以及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引述歌德（Johann von
Goethe）和諾瓦歷思（Novalis），他們看到自由的新時代露出曙光。然而，這個烏托邦為期不長。內部的紛爭無可避免地導致政治化；長期累積的歧異很快使團體分裂成左派和右派。然後爆發了一次世界大戰。戰爭中的混亂和不確定性使得政治派別的分組更加固化。在亂流中同時也出現新的一股神秘追求的波紋。人們重新發現東方智慧以及德國神秘學派。這是危機的時刻（危機即是轉機），也是追尋的時刻。在無可避免的死亡降臨之前，有一個短暫的時機，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掌握到此點，施泰納先知先覺地發起了三元社會秩序運動。歐洲仍處於戰火之下，但戰事即將結束的態勢很明朗，而戰後的和平任務必須是在新的基礎上重建社會。一九一七年五月，為了回應一位德國外交官Otto von Lerchenfeld在柏林提出的訴求，施泰納準備了兩份備忘錄，呼籲人們基進地重新思考社會生活，以建立真正持久和平的基礎。
備忘錄中提到，單一的、中央集權的民族政體（國家）已經過時了，而這種組織的笨重造成衝突。真正的和平與公義需要基進的三元社會秩序。文化上必須要以各種方法，不只保護而且要支持、鼓勵並提倡個人的、靈性的自由。這樣的自由才是有益於未來的，透過這樣的自由，藝術、科學、哲學及其他文化追求等新觀念才會蓬勃發展。文化領域裡的心—靈自由雖然很重要，但這只是整個社會紋理的一個組成部份。第三個部份是經濟生活，也就是貨物和服務的流通——生產、分配和消費，在這個領域裡當然也需要自由，不是直接的靈性自由，而是社群裡的自由，也就是聯結、合作或「同胞情誼」。最後，文化與經濟領域都有賴於第三個面向——政治自由，在法律之下去確保人權的平等。施泰納以此把法國大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轉化為三元社會重建的響亮號角。
雖然表面上看來這份備忘錄沒有被接納落實，但在大戰結束時，施泰納把他的想法分享給民眾。文化和靈性更新是第一要務。三元社會有機體合作組織成立了。書籍和演講出版了。施泰納孜孜不倦地四處奔波，面對大量的群眾演說。所有這些努力化為肥沃的土壤。《邁向社會更新》（Towards Social Renewal）這本書第一年就賣了八萬本！但成就還不僅如此。
從三元社會運動中發展出來的還有第一間華德福學校。埃米爾•莫特是第一位回應社會改革呼聲的人之一，他是在斯徒佳特的華德福—埃斯托里亞菸草工廠的擁有者和經理人。一九一九年四月，施泰納與工廠員工談到三元社會秩序。在他演講過後，莫特就問施泰納是否願意成立並領導一間工人子女學校，同年九月，第一間華德福學校就開門迎接兒童了。
所有這些公開的、社會導向的活動必然都對人智學和人智學會帶來重大的影響。影響之一，或許也是最重大的後果是大批受過教育、有所追求的年輕人湧向人智學，他們想要改造自己的生命。如此一來，除了從漂鳥運動中衍生出的左派和右派以外，又出現了第三道靈性波流，也就是受到人智學吸引的青年們所帶出來的脈動，而人智學是真正的生命再造。他們想在靈性和智性上有所成長。他們渴求克服日常生活與科學、藝術、歷史、心理、宗教等領域之間的隔閡。他們想讓靈性生活、專業生活和個人生活成為連續的統一體，由同一道泉源湧出。在這個基礎之上，他們期待改變這個世界。他們想像人智學是一種生活方式、生命之道——自我與世界的轉化結合為一。
突然間，在德國、瑞士、奧地利的大學校園裡出現了人智學的學生團體。一九二０年夏天，人智學大學工作聯合會（Union for
Anthroposophical College Work）成立了。歌德館也開始舉辦「大學」課程。所有這些年輕人的「學術」活動並不必然被老一代的會員所接受，他們感覺自己的世界和自己對人智學的理解基礎被動搖了。「新思維」對他們來說已經僵化為只剩下內容。而施泰納自己則是欣喜於年輕世代在認識論上的清晰明白。他和年輕人成為真正的朋友。
戰後的第一次會員大會是在一九二一年九月四日於斯徒佳特召開，會中有一位杜賓根大學的學生要求投票表決，他的發言如下：
一位來自青年運動代表要在此發言！這裡有許多學生代表！親愛的朋友們：有來自青年運動或組織的學生代表來到人智學會，這必須被視作人智學運動的歷史中劃時代的事件。我們必須做出每一件正確符合人智學會期待的事。
許多來到人智學的青年仍然於之前的漂鳥運動保有強烈的連結，並且珍惜自己的自由與獨立：他們想要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人智學所提供的「自由靈性生活」。他們對於當時人智學會的宗旨、氣氛、精神並不滿意，而急於想成立自己的組織。一九二０年三月，他們開始流傳一份「呼籲成立青年支部」的訴求。同年四月，其中一位成員奧圖•帕默（Otto Palmer[3]）清楚地向歌德館提出：
若各位想要正確地理解這個運動，就必須視之為青年的抗議，它是來自青年們反對各個人智學分會老氣沉沉的情況……事實上，青年們感受到一股迫切的渴求，不想把人智學只當作是週日午后的點綴。青年們想把人智學所給予的教導帶進生活之中，進入實務工作裡。
在他的結論部份，則直接談到年長會員的顧慮：
青年運動以及我們訴求成立青年支部真的是由於我們想要努力實現靈性生活裡的自由，在這部份，我們到目前為止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框架中去完成。迄今為止，在這個領域裡充滿一股恐懼，人們恐懼這樣的自由靈性生活會喚醒敵對的力量，而這些力量會帶來困阻，為此，去克服這個恐懼是值得的。當一個人相信他的內在活著某樣會帶來力量的事物，並足以克服那些阻力，只有如此，此人才能扛起這個任務。
這只是個開端。同年四月，埃倫法•菲佛（Ehrenfried Pfeiffer[4]）寫到：
最重要的是，青年支部的工作必須要繼續進行，以使年輕人承擔以人智學為導向的靈性科學……若我們能讓自己的行動遵循自己的意志，那麼就可以在各個層面上扛起對付老舊思維的抗爭。若青年支部的工作以此方式前進，那麼這個團體的外在形式就會自然而然出現。
接下來的兩年（一九二０—一九二二），為了建立一個真正以年輕世代為導向的工作場域，青年們持續對抗著來自年長世代日益高昂升溫的反對。到了一九二二年，人們似乎迎來一個期待中的轉捩點。人智學的命運和未來看似前景不明、生死未卜。回顧來看，似乎靈性世界那時正在導引著施泰納一步一步走向預料之中的祝融創傷——一九二二和一九二三年之交第一座歌德館被火焚毁——走向瑪麗•施泰納所稱的「命運之年」（一九二三年），最終在命運之年末尾的聖夜（holy nights），重新成立了人智學會。
就像在為這個重大事件做預備一樣，一九二二年一開始就是強度很高的公開活動。施泰納開始兩趟大規模的巡迴講學，由知名的機構安排，帶他走遍德國十二個城市。他所談的主題只有一個，就是「人智學的存有」（the Being of
Anthroposophy）。他在二月十一日談到：
在所有城市裡都可見到，就在此時，廣大人群裡出現深刻的需求，想要聽見靈性世界的消息……
然而我要說，這樣的巡迴講學讓我們知道，雖然我們已經努力了二十年，但我們其實才在這個運動的開端而已。我從一個城市走到下一個城市，總是在談同樣的主題，並且出自靈性世界的啟發去談，雖然主題是一樣的，但我必須在每一次的演講裡絞盡腦汁，找到當下必須出現的正確詞語去訴說。至少從我的觀點而言，我不會說同樣的演講一講再講是比較容易的。相反地，我每講一次就會使下一次要再講變得不是更加容易，而是更加困難。
這樣的工作十分累人。除了巡迴講學，施泰納還給了無數的演講，包含戰後第一次在英格蘭和荷蘭面對大量聽眾的演講。事實上，他在這一年進行了超過七十場公開演講。這是他最後一次可以如此奮力工作了。接下來的一年，他只講了十一場，到了一九二四年，只有兩場。換句話說，一九二二年，他轉向內在，聚焦在體弱、生了病的人智學會和人智學運動本身。原因不在於德國日益混亂的局面，而在於他的主張沒有被社會採納，他說，人們「沉睡」了。機構破敗，危機四伏，連歌德館也有財務問題。同時間，也有許多正面的事情。聖靈降臨節時，在維也納舉辦的東—西大會（East-West Congress）是個大成功。經過一年的準備，基督教社群也成立了。而且，還有那群年輕人。我們可以感覺到，施泰納轉向內在的這個變化最後成就了耶誕節大會以及基石冥想，這個轉向在塵世裡的開端和靈感就在青年運動，也就是本書所集結的演講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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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一年三月，在斯徒佳特一次課程結束後的問題交流時間，施泰納清楚談到他為何對這些年輕人有這麼高的期待。被問到青年運動在靈性上的意義時，他答道：
若從靈性科學對歷史的認知去看待青年運動的話，我們注意到這個運動與個人內在和人類歷史在十九世紀末尾所發生反轉有關。若去觀察當時的兒童或青少年所呈現出來的特質，便會得到這個結論。我曾密切地觀察此事，因而體認到青年運動的確與十九世紀末尾的重大翻轉有關。這是徵象之一，新紀元的曙光初現……
宇宙性的人類力量出現、活躍在那些參與青年運動的年輕人心中。他們的心被十九世紀末期那個巨大而重要的轉捩點照亮、啟明了。去談論像這樣的事不見得那麼重要，但是，去了解這股顯著的、運作中的力量並且知道那些參加青年運動的人感知到了這股力量，是很重要的。
接下來，在同一場問題交流裡，施泰納向年輕人談到人智學，同樣深具啟發，他說：
人智學不只是假設一個世界觀。作為一名人智學者意味著要用全副身心去投入……
有許多路徑通往人智學。我們必須不再與個別的人智學者爭論，而是真正好好地去體會人智學要帶給我們什麼。目前，人智學是唯一不教條的世界觀，唯一不固著於事情一定要怎樣做，而是致力於採取多元的觀點。人智學的主要關懷是生命，不是事物以什麼樣的形式出現……
我看待人智學是活生生的、具有生命的，可以把一個人轉化成為和他之前很不一樣的存在。透過人智學的精神，我們變得自由。在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後，我們成為真正自由的人類。人生中出現的問題不能以思考去解決。然而，若從自由的觀點去面對，就可以在真實生命中去回應。我們不必在意可能會出現的、不受歡迎的社會後果。設若我們想理解受精與生男生女的結果之間有何關聯。若這變成一個理性控制的過程，那麼地球上就一定會有較少的男性和較多的女性。雖然事實上這個過程是許多個體決定的總合，但內在法則會確保達到社會平衡……我們的生命不可能一夕之間改變，而變化當然也不可能在精心規劃之下出現。但我們可以發展出獨立的態度，作為基礎，以預備面對變化。這個問題必須在個人的基礎上去解決……
在未來，任何人所從事的工作都會是公共的，而每一個人都要把公共事務變成自己的責任。必然如此，別無他法。但我們只能透過合作與協調來達成此事，不是透過組織與規劃。
在這段談話裡，施泰納清楚描繪出人智學的未來路徑。接下來的兩年，施泰納更加深化他的遠見，並為他的見解奠下奧秘基礎。為了向人們揭示這些基礎，他會從塵世和靈性的雙重責任感去談論，這是他一向的做法，這兩方面的召喚或許可以分辨出來，但不能把它們劃開。也就是說，施泰納總是盡力對來自靈性世界的禮物和呼喚保持開放和敏銳，但同時他也無時無刻保持真實、專注、接納來自塵世領域的贈禮和呼喚，塵世領域總是不斷拋給他問題還有人類心魂的真實需求。來自塵世領域的呼召，最主要的是在鐵時代之後出生的那些年輕人所提出的人心需要，他們也被呼喚而成為邁開爾學校的成員，施泰納持續以耐心並懷抱期望與這些年輕人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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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二年六月的東—西大會（East-West Congress）之後是個轉捩點，一群年輕人（Ernst Lehrs, Fritz Kubler, Rene Maikowski）來到多納赫與施泰納對談。當時，他們同意在十月份舉辦一個大型會議。恩斯特•雷赫（Ernst Lehrs）在各地奔波聯繫青年籌備那次的會議，他在旅途中寫信給施泰納報告他的工作，他說他在各處都遇到一股嶄新且共通的力量。他很高興地發現到處都出現「新氣象」，那是來自相通的一股動態。他寫道：「在我們的圈子裡，人們普遍地洞察並確認了一件事，那就是在意識心的時代裡，任何需要人群共同投入的工作都必須變成『人與人之間的合作』」。這樣的通力合作會帶來有意識的人類同胞愛。在這個意義上，科學家、藝術家、哲學家、教師必須協力工作，形成社群。教與學、教育和自我教育必須合而為一。在柏林，有一群人正在研習《現代主義之後的神秘學》（Mystics after Modernism，施泰納全集GA7）。他們對〈與神為友〉（Friend of God）的那個章節以及十二門徒之事印象深刻。雷赫強調，像這樣的研習團體代表著年輕人心中最深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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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年的十月一日，大約八十位年紀介於十八到二十五歲的年輕人聚集在斯徒佳特的人智學會所在地，與施泰納會面。也有一些較年長的人參與。要特別強調的是，年長會員大多並未受邀，這當然更增添他們的苦楚和疏離感。被問及此，施泰納回應，他不知道這些年輕人要什麼。有些人去見他，他們天南地北地聊所有可想到的事情。他也答應提供他們一系列演講課程。但課程主題是什麼，他並沒有頭緒。
年長會員再一次感到震驚——他怎麼可以答應做這樣的事？施泰納解釋，年輕人認為僵固的課程設計太古板了，而施泰納表示完全同意此點！年輕人想要的課程是從他們的共同工作中衍生出來的。施泰納提了一些問題，確認第一次講座的方向。之後，從討論和對話之中開展出第二次的講題，依此類推。如此，這課程就成了年輕人想要的那樣，以有機和有生命力的方式活了出來，而不是以固定的課表被規範，施泰納談的主題都是每個人心裡在想的事情。
這次課程為期十二天，很明顯可以看出有兩個群體或說是兩種需求出現。其一主要是著重在建構一個真正的奧秘修行社群；另一群人對修行團體沒有興趣，希望施泰納單純地完全談論教育相關主題。當時的演講課程包含這兩個主題，都出版在本書裡：「與大天使邁開爾同行」談及第一個主題，「青年教育課程」則是第二個[5]。實際上，兩者當然是一體不分的。要成為真正的老師也就是要成為邁開爾的同行者；要成為邁開爾的伙伴也就是在最寛廣的涵意上以及最具有療癒性的意義上，成為一位教師。
兩個群體都有豐富的貢獻：一方面是熱切而專注、尋求著靈性的教師，貢獻於成長中的華德福運動，另一方面是長期與施泰納深入討論的奧秘「青年團體」，一開始有十二位成員。這個奧秘青年團體的最後一次交流在十月十二日。十月十六日，課程結束後的隔天，施泰納起草一份誓約，正式成立這個奧秘青年團體。由這次會面以及整個青年運動開展出來的還有一九二三年三月成立的「自由人智學會」（Free
Anthroposophical Society），主要是針對年輕人，設在人智學會總會（General
Society）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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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徒佳特演講廳的舞台兩側都有階梯可以走上舞台，在優律思美演出時，還可以把舞台的欄杆降下。左側有一個弧形的凹入處，演講者通常會站在那裡。但是施泰納不一樣，他一開始站在中間，在欄杆後方，很快就開始前後左右生氣蓬勃地走動。他的手勢也越來越有活力，手部持續不停地動作，幫助傳達他想和聽眾溝通的事情。
每次演講都由緩慢平靜開始，一個想法接著一個想法地鋪陳，堆疊到末尾進入令人戰慄的緊迫感，直指人心，清晰透澈地點破聽眾心魂深處纏繞著的事物，並呈現出那些他們在尋找著的事物事實上就在人心之中——「在真正成熟之人的共同心魂之中」。在人性本質的最深處，某樣事物正在成形，將要誕生。十九世紀把人性投擲到虛無的暗黑深淵裡，現在，人類向外伸展，從人性的思考、情感、意志之中向外延伸，與靈性世界建立新的、自由的、個體化的連結。
關鍵在於讓一個人的認知能力活躍、復甦——這也是時代的要求。只要我們的思考、情感、意志是活著的，不是以頭腦為主、建立在身體基礎之上的（也就是槁木死灰、機械式、反射式、沉睡著的），我們才能與靈性世界重新建立關係，因為靈性即生命。這樣的認知過程也一定是個人化的，也就是遇見「他者」的過程，包含遇見另一個人：
無論如何，真正的靈性經驗永遠是個人化的……在生命過程中、在與人交往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永遠對人打開心房，虛心坦率。在與每一個人的相遇之中，我們都應該開展出全新的人類感受。只有當我們在另一個人之中看見全然新穎的人格，才算是真正認識他／她。若我們在腦海裡抱持一般化的概念，認為一個人應該如何如何，那麼就沒有真正認識個別的人。若我們賦予人類一個定義，就是立起一面屏障，使自己看不見面前的人。（第四講）
另一個表述的方式是我們需要真理感。「真理是我們今日需要的全部」。在我們存有的各個方面都需要真理和誠實，在我們的思考中，在我們的言語中（說話的方式以及聯繫他人的方式），在我們的行動裡。
在現代，心魂必須努力超越空泛言詞、慣例舊習和僵化例行；超越空泛言詞以掌握真理；超越慣例舊習以在人與人之間建立坦率直接的友善關係；超越僵化例行以使靈性躍然於我們的每一個行動之中，如此，我們才不會機械化地行事，而是讓靈性活在最普通、最日常的舉動中。我們必須在行動中去接近靈性，在人際關係之中、在真誠直率地領會真理之中，去掌握人類最切身的經驗。（第四講）
這就是自由的哲學之真義。另一個說法是：「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
每個人總是在尋找著天堂國度。但若一個人不變成像青春期之前的孩子那樣，就不可能進入天堂。我們必須在僵死的思考中注入如孩童般的純真無邪、如青年般的朝氣蓬勃。如此思考才能活化，才能成為直覺。於是我們學習出於孩童般的原初智慧、發自內心地言說……
在此意義之下，我們必須反璞歸真，並學習一種新的語言。我們在童年初期習得的語言漸漸趨向腐朽老死，因為語言被死硬的理智概念所填充。我們必須喚起語言的新生命。我們必須找到直陳思想的言詞，就像我們小時候學說話那樣，那是一股由我們的無意識之中湧上來的動能……我們必須在張口說話時，讓靈性啟動我們的唇舌。那樣才能變成孩子的樣式，也就是說我們要把童稚純真帶到之後的人生裡。那就是我們要做的。如果青年運動真的要擁抱真理，而不只是言詞堆砌，那麼這個運動必須充滿渴望，嚮往由靈性啟動的唇舌，懇求由靈性喚醒的話語，由每一個人的存在深處湧出。第一步是要讓個人的道德直覺在人類個體性之中生發……其結果是真正的靈性科學——把所有關於人類的學問（anthropology）都變成人智學（Anthroposophy）——將會誕生。（第五講）
要描述這系列演講的生命活力和親切溫暖是很困難的。別忘了，施泰納在這次課程中懷抱著雙重使命——他要說明為形塑一個密修團體而必要的內在修練，還有在成長中的華德福學校運動裡，建立新的教學藝術之迫切任務——他持續地、天衣無縫地在這兩端之間游走，一會兒專注於其中之一，一會兒又轉而論述其他。在最後一講裡，這兩端在「戰勝毒龍」中合而為一：
早期的文明了解大自然的國度是由人類之中生成的；現代文明以為人性是由大自然塑造的，把人當作最高級的動物。現代文明並不知道動物是不完美的人類。若我們讓自己的心魂充滿由大自然而來的那些想法，就會出現一幅吞噬人類的惡龍圖像，那就是現代文明最關鍵的要素。人們覺得自己面對著一個正在吞食毁壞人性的存有。（第十三講）
這個存有（也就是那惡龍）現在已變成客觀實存。由外部、從我們生活的各個方向面對我們，並吞噬人類作為心魂的存有。每一種科學都變形為這隻毒龍的化身，於是我們在生活的各個方向都遇到它迎面撲來，不只在技術領域和科學思維裡，也在社會有機體和我們的心魂生命裡。今日，所有的人類生活都由這條惡龍而來，它只有在人類自由中能被克服，只有當我們意識到邁開爾（如今我們所生活的時代）如何也同樣由外在迎向我們，才能制服這條惡龍。因此，在第十三講裡，施泰納提出一項請求：
我們必須洞察邁開爾的願景…… 祂向我們顯示，透過人類與靈性世界的合一，我們可以在自身的道德精神之中把生命再次帶回枯死的世界。
施泰納極度慎重嚴肅地把燦爛光亮、強健有力的邁開爾形象呈現在我們面前。他強調邁開爾如何仰仗我們去制服那毒龍。我們以內在發展起來的力量還有自由與邁開爾同在，便能克制那條惡龍。但是戰車要由人類打造，我們也要成為邁開爾的媒介。我們要成為邁開爾的同伴。唯有如此，人類才能參與前進的方向並帶來和平。
[1] 譯注：約翰尼斯•特裡瑟米烏斯（Johannes Trithemius，1462年2月1日－1516年6月13日），德國的修道士、魔法師、煉金術士、歷史學家、密碼學家。
[2] 譯注：在探討事物的概念與實在事物之間，存在的關係方面，唯名論認為現實事物並沒有普遍本質，只有實質的個體是存在的，概念並非實存，而是代指事物性質的名稱，故稱「唯名」。
[3] 譯注：奧圖•帕默（Otto Palmer，1896年生，卒年不詳），著有《魯道夫•施泰納及其著作〈自由的哲學〉》（Rudolf Steiner on His Book
"The Philosophy of Freedom"）。
[4] 譯注：埃倫法•菲佛（Ehrenfried Pfeiffer，1899-1961）德國科學家、土壤學家、生機互動農法的主要倡導者，曾接受施泰納親自指導，講學、著作頗豐，《生機互動農法導論》由三元生活實踐社出版。
[5] 譯注：德文出版書名為《青年課程》，英文版書名為《成為大天使邁開爾的伙伴》，其實是同一系列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