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米凱拉•葛羅克勒（Dr. med. Michaela Glöckler）、安德亞斯•奈德（Andreas Neider）
英譯：Astrid Schmitt-Stegmann
中譯：陳脩平
圖片：Matthias Dengler的歌德館攝影作品
我們必須重新思考與新冠病毒相關的政治策略，也必須更加了解在這場危機裡出現的多元意見！
新冠病毒所造成的疫情不僅在健康方面是一個極端複雜的事件，它也發生在環境、社會和區域政治動蕩的時代裡，疫情本身就是這些變動的一部份。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的調查，我們除了要面對氣候、饑餓、貧窮等問題以外，伴隨而來的還有武裝衝突和難民的悲慘艱辛處境，而疫情會再增加全球1.3到7億的饑餓人口。這些動蕩和困境需要我們在大尺度和小細節兩方面都重新省思。
疫情以及人們因應疫情的方式衝擊著幾乎全世界每一個人，人們習以為常的一切戞然而止，例如：每天開車或走路去上班、送孩子上幼兒園或上學，行動、購物、參與文化活動如婚喪喜慶及休閒生活等的個人自由，還有許許多多的生活面向都受到影響。
螢幕成了人們會面和溝通的主要場域。然而，生活的所有領域都加速地數位化，這並不完全是一個祝福。幼童和年輕人首先需要的是與真實世界的經驗和接觸，他們才能健康生長。除此以外，人們也擔心疫情期間被認為是必要的持續追蹤感染鏈及注射證明，還有其他各式各樣的控制及監管手段是否會延續到未來，當國家發生緊急事件，例如恐怖威脅或其他的傳染病流行時，這些做法是否會再一次被用上。我們要如何進一步發展民主，以使得對暴力、疾病和死亡的恐懼不致成為自由和個人權利的仇敵？
許多人自問，我們面對的是怎樣的未來？需要怎樣的公民參與才能在整體情況的巨變之下仍能保存民主？公民社會要如何具體地參與必要的反思過程，也積極投入新冠病毒的政治策略？
孩童及年輕人在這個複雜的全球變局中受到格外深重的影響。他們不只經歷到身邊成人的恐懼和焦慮，他們也有對自己未來的擔憂。不僅如此，他們現在也經歷著社會隔離，許多人還面臨家庭暴力。現有的熱線以及兒少精神中心越來越難以負荷日漸增加的案例。
有鑑於這些事實，我們可以理解社會變得更加極化，有些人肯定、同意、支持之前的疫情因應政策，而有越來越多公民基於各種各樣不同的原因而沒辦法再支持，人們反抗、辯論著政策的合理性。結果是在家庭、社區或者工作場合裡，出現許多爭議和衝突。感受到這些潛在的衝突，還有以社會和平之名而視這些話題為禁忌等的現象，促使我們去檢視不同的思維方式，有些彼此之間嚴重扞格，而導致人們採取不同的立場。因為一個人會根據自己的見解，去支持符合這些見解的事實，如此便會危及相互理解的可能空間。然而，如果一個人能夠認識其他人的想法，並願意做一些研究去找尋對雙方來說都還算公道的解決方案，那麼就有機會達到寛容與社會和平。當然，這需要人們在面對有壓力的衝突情境時，願意一起參與並找尋有創意的解決方案。以下提供五個思考路徑，針對時下的分裂對立和極化的情況，每一個想法都有其充足而重要的論點支持。這份備忘錄的目標是希望人們理解這些不同的思考取向，以促進建設性的對話。
一、 全球合縱連橫、以成功打擊疫情為首要目標，這樣的作為背後是怎樣的思維？
這就是現代自然科學的想法。它預設新冠肺炎是嚴重具有感染性的病毒疾病，不可與季節性流感相提並論。可怕的重症案例及相關的死亡數據，還有棺材並排在一起的畫面等，蝕刻進入全球數億人心中。政府當局以及世界衛生組織（WHO）基於這個思路所採取的作為是很清楚的：必須不惜任何代價打擊這個病毒。他們的理論是合理的：若任由病毒不受控制地蔓延，醫療保健系統很快就會超出負荷，而無法再收納所有病患。本身就有其他健康問題的人以及高齡者所面臨的風險特別大，他們需要額外的保護。
這種思維的後果是盡一切努力要打斷傳染的鎖鏈，防止重症案例出現，並預備大規模施打疫苗，以保全人民的生命。這樣一路下來的思維是前後連貫的，用七天平均確診數字作為一致的依據，以決定接下來的政策。防疫措施是基於統計數據得出的清楚數字和事實。我們應該對此感到滿意！
然而，個人、社會、文化與經濟等多重面向的損失所造成的痛苦清楚指明，人們的生活品質受到此種片面取向防疫措施的侵蝕。
特別是自從RKI及WHO近期發布的最新數據指出，大約20%檢測反應為陽性的人是沒有出現症狀的，而剩餘的80%受感染者只有輕微症狀。由此觀之，似乎有必要去考量其他的不同見解並激發討論，以便探討如何整合不同的方式，提供給民眾對生活衝擊不會那麼劇烈的防疫選項。
二、健康促進的觀點探問的是：為什麼不是所有受感染者都生病？而生病的人之中，為什麼不是所有人都變成重症？是什麼使人保持健康？
要認識健康需要一套複雜的思考。健康是在兩股力量之間的不穩定均衡，一是危害有機體的各種力量，另一是再生和更新的可能性，以及抵抗的力量，後者我們總稱為免疫能力。按照這樣的思維，病毒不是造成傳染病流行的唯一原因，有機體的敏感度是另一層因素。然而，有機體敏感度決定了疾病的症狀會不會出現。這個事實也呈現在WHO和RKI在2021.3.21發布的感染數據裡：
全球人口大約78.8億
至今為止檢測為陽性的人口是122,542,424=1.58%
已感染者中的死亡人數是2,703,620 CFR=2.21% （CFR=case-fatality rate，致死率）
對照德國的數據
總人口： 8300萬
陽性檢出者：2,659,516=3.2%
感染者中的死亡人數：74,644 (CFR)=2.8%
這份數據指出，截止2021.3.21為止，全球人口78.7億人之中，約有1.2億新冠病毒陽性反應者，這些感染者中的2.2%死亡（致死率）。在德國，截至同一天為止，RKI的報告是總計有266萬人確診。在這3.2%感染病毒的人口之中，2.8%死於新冠肺炎。同時，我們已知，目前為止，89%的死亡案例是超過七十歲的老年人，他們多數都有其他既存的病況。這兩組數據指出免疫能力依年齡增加而下滑或受限。
這意味著免疫系統越健全，身體相關的防衛能力越好，染疫的風險就越低。根據這些數字，許多公民和專家認為政府的防疫措施比重配置不當，他們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沒有投資於健康照護系統，並訓練額外的護理及專科人員？健康政策方面可以做哪些事，使得醫院不只是以利潤為主導的營運方式，而可以變成以病患為導向並且能夠因應大型傳染疾病？為什麼不加強防護高風險族群，提供拜訪高齡長者以及療養院所的人高品質的防護衣，例如通過品質檢定的FFP2口罩？
防疫措施為何不發展出符合不同場所的實際風險評估，包含公司、幼兒園、學校等？不只考量病毒理論上有可能感染每一個人，而且也同時看見多數人感染病毒後有很大的機率仍能維持健康。特別是兒童和青少年，為何不考量在這些族群裡，重症及併發的狀況極度少見？
三、心理免疫的思考路徑：對疾病和死亡的恐懼如何影響人們？什麼能賦予勇氣？
2020年第一次封城時，評論家Dieter Fuchs在4月17日便於斯圖加特日報（Stuttgarter Zeitung）寫道：「在這場大規模的隔離中，一千多萬有幼兒的家庭將被迫在給付薪資的工作、學業和育兒之間做出取捨，他們被隔離，無法與能夠提供協助的人們接觸……他們的基本權利包含教育、行動自由和社會互動等都被忽略。一個社會加諸這樣的重擔在兒童和父母身上，一次封鎖就是為期數個月，這在將來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從那時開始，警告的聲音便指數式飆升。但是成年人也一樣付出代價。憂鬱的案例增加，慢性病惡化等。對疾病和死亡的恐懼、對自己生存、就業、財務狀況的疑慮、擔心好的升學機會越來越少等，這些都造成人們心頭的重擔。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加以平衡呢？
媒體在報導每日確診和死亡人數之餘，為何不也強調我們能做什麼以給予彼此勇氣、有哪些事可以加強免疫系統？舉例來說，當秋季的第二波感染開始之際，柏林Charité醫院重症治療及內科醫師以及Havelhöhe醫院主任醫師Harald Mattes博士發出呼籲，要求由危機處理的模式轉換到「風險分級」的行動。難道我們不需要圓桌論壇來考量像這樣的提案嗎？然後在受管控的情況下發展出有可能落實的創意方案。我們要如何加強公民對自身健康負責的意識？
1970及1980年代對健康和復原力的研究以及心理神經免疫學方面的研究，已有豐富的成果指出，負面情緒例如壓力、恐懼、不安、無力、持續的憂慮和絕望等，會減損甚至傷害免疫系統。另一方面，正向的感受例如勇氣、希望、自信、信任、親密和安全感等會加強免疫力。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是，祈禱和冥想可以喚起並穩定這些正向的感受，特別是在危機時刻。
四、草根民主的思考取向：自主、參與和共同責任
當美國著名的電腦專家Josef Weizenbaum在「喬治歐威爾」年（也就是一九八四年）造訪德國，進行一連串講座和訪談時，他被問到一個問題：電腦是否會造成國家監控？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並且他說他的研究和發展工作一直以來都是由美國國防部出資支持的。不過，他也很快釐清一個觀點，如果國家監控真的發生，那不是電腦的錯，而是因為人們沒有守護自由（訪談在同一年出版，標題為《航向冰山的路徑》Course for the Iceberg）。希特勒和史達林兩人可以說明，警察國家並不依賴電腦才能執行監控。
民主體系要能維持運轉，一方面需要「自由的誘惑」（諾瓦歷思），另一方面需要人們享受圓桌對話的愉悅，有不同想法的人在公民論壇中以平等的方式論辯。我們在教育和訓練的系統裡需要做些什麼才能鍛練出這樣的能力呢？
教育專家如 Gerald Hünther已經探討這個問題很久了。他在著作《尊嚴》（Dignity）一書裡訴求，教育要幫助兒童和年輕人發展出對人類尊嚴和自由的覺察。但是，如果明文規範和條文法令越來越多而不是越來越少，要怎麼能培養出這樣的覺察呢？更別提兒童和年輕人在疫情的環境中調適，所經歷的額外壓力。顯然，教育者、家長和主管機關要在幼兒園和每日的學校生活中訂出一套彼此都同意的風險分級活動，這需要人們有高度的敏感覺察和高度的對話意願。這樣從對話中制定出來的現場規範才會更有價值，因為學校生活是珍貴的成長時間！
五、靈性的思考取向以及世界觀的議題
由魯道夫•施泰納（Rudolf Steiner）提出的人智學（Anthroposophy）在國家社會主義時期被禁止，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這個領域裡的農業、醫療、治療教育和教育學以及社會經濟的形式等，不只在德國，也在全球各地取得重大的成就。雖然這些成就受到敬重和認可，這些作為背後的「靈性上層結構」，也就是靈性的思考方式，施泰納稱之為靈性科學，卻不受人理解，甚至被質疑，人們不懂為什麼必須要有靈性科學才能達成這些成就。
在占據優勢的物質主義科學思維裡，當然容不下人智學所代表的靈性科學或其他靈性取向的思維或哲學。但事實上，一個人在他自己的理論性上層結構（比較好的稱呼是他自己的思想中）如何想像人類，他如何根據這樣的理解決定自己的作為，這並不是無關緊要、毫無差別的。依據一個人的思考和想像，他對人類是什麼以及人的生命有何意義等，會有不同的見解。我們對待疾病和死亡的方式，以及出生前和死亡後是否可能有靈性生命等，也都受到這些觀點的影響。對這些不同觀點抱持尊重和寛容的態度，是人類文化的核心。
有鑑於此，人們努力去理解彼此、包容其他不同的思維取向和看待事物的觀點，就變得益加重要。如此一來，我們才有可能透過協商，為每一個情境找到最佳可行的折衷方案，也就是如這句諺語所說的：想成事者，找到方法；無此意者，找到理由。
結語
本文列舉出五種思維取向是希望提出一個請求，讓更多跨領域和不同思維方式的各界人士可以針對此次疫情進行對話。生命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支持生命的各種要素亦然。除此以外，朝向自由和尊嚴的發展之路並非沒有風險。但是，讓每個人的想法相互補足，從中得出的行動方案，再加上把話語權由單一責任機關轉向綜合透視多面向的觀點，這樣比較容易在複雜的系統中找到公平合理對待生命的方式。政治架構裡必須考量疫情， 同樣不可或缺的是要激勵大眾為健康負起個人和共同責任，並合理評估各場所的相關活動風險。
作者簡介
米凱拉•葛羅克勒（Michaela Glöckler），兒科醫師、華德福學校校醫，1988-2016擔任歌德館醫學部部長，活躍於全球各地進行授課，並以工作坊的形式培訓醫師。
安德亞斯•奈德（Andreas Neider），哲學家、出版人。
兩位作者於2020年五、六、十一月分別出版反思新冠疫情相關的文章，2021年復活節備忘錄為系列文章之第四篇，重點著墨於人類免疫系統。兩位作者希望能梳理各方看待疫情的脈絡，成為對話的基礎，同時也把確診和發展成重症的恐慌轉化為對風險的合理評估。若是高風險族群，需要加強自我保護，但他們也同時呼籲因應疫情的模式應由重大危機處理走向風險分級措施，以減緩對日常生活的衝擊，特別是對兒童和青少年，讓他們可以重回與同儕共同學習的環境，在健康的社會生活中成長。